党是党的简化字。党在古代是两个字，即“尚”与“黑”，尚是音符，“黑”是义符，不鲜明。《说文》说：“党，不鲜也”，原义是晦暗不明。蒋礼鸿在《义府续貂》说“嘉兴谓衣物敝垢不鲜曰烟党”是“党”的本义。从这个意义讲，“党”与“地下”，确也有暗合的地方，“地下党”一词值得玩味。
党作为一个“单位”，一个“组织”，至少不晚于周朝，《周礼•大司徒》就有了“五族为党”的说法，其中有注：“百家，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而在《管子•山权数》有句“君实乡州藏焉”，其中注云:“三千五百家为党，此非周制。”周制有说是五百家为党，“三千五百家为党”，说明人口聚落紧密，社会分工和发达程度不够，似乎暗示着党作为一种地方户籍行政编制，比周朝要早。
“五族为党”。“族”指的是亲缘关系，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株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族也可叫党。现在农村里做红白喜事，仍有按“父党”、“母党”、“姑党”、“舅党”排座次，就是一种文化的遗留。“党”与“族”的结合在我国历史很长，同族同党之人风雨同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就具有集团利益。有集团利益，集团内部必然会相互偏私。
于是就引出了“党”的“偏私”含义。《论语》中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庄重矜持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孔子提出这个君子标准本来是好意，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可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封建帝王作了一种强奸解读，竟然成了封建士子的一条政治标准。
封建帝国宣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本来就是一家一姓的江山和天下，也不过是一族一党而已。这一族一党为了江山永固自然就怕其它族结党，一条泥鳅翻不起大浪，结起“党”来可就麻烦大啦。所以二千多年来，中国政党没有发展起来，实在是拜封建社会所赐。
但是，政治是有派别的，是各种利益集团争斗的舞台，严禁结党的政令教条抵不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规律，“党”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不断地出现，有时是那么可爱，有时却是那么可笑。
先说东汉时期的“党”吧。东汉时期，皇帝幼弱，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加之匈奴等外族侵寇中原，老百姓不但要面临“可怜无定河边骨”的风险，还要做不法官僚砧板上的鱼肉。士林中有李膺者，勇敢地站起来了！李膺，个性孤傲，学问渊深，品行耿介而高洁，从不愿与污浊之人来往，结交的也只有荀淑、陈定之少数几个士林名流。荀淑之子荀爽曾为李膺赶过马车，后来逢人就夸“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见慕如此。其他士子要是被李膺“接见”一次，就有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飘飘然。李膺委实不错，对于外敌，《后汉书》说：“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虏甚忌惮……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自是之后，声振远域。”对于内蠹，李膺拿最当红的宦官张让开刀，张让之弟李朔做尽坏事，“至乃杀孕妇”，见李膺到任，逃到张让的殿里的柱子里躲起来，李膺“破柱取朔”，受辞毕，即杀之。皇帝怪李膺杀得太快，李膺说：“过去孔夫子做鲁国司寇，上任七日就诛少正卯。今天臣到任已十天了，才杀张朔，我还以为会因为我除害不速而有过，想不到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我深知因此而惹祸了，死期快到，特请求皇上让我再活五日，除掉那祸首，然后皇上再用鼎烹煮我，我也心甘情愿。”自此以后，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不敢粗声大气，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民心归附，士林皈依。众宦竖报仇，只有说李膺等结党谋反，牵连士子前后几千人，六十多岁的李膺终冤死袱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掩卷沉思，李膺有什么党啊？要有那样的党多好！封建社会要成立一个得民心的“党”太难了，历史上，宋仁公买义而亡成笑柄，张良献策教韩信抢掠民众而让刘邦安心成佳话，我哭笑不得，中国历史怎么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哲学，清议朝政、吹来了政坛一股清风，可是皇帝一声令下，“党羽”万人入狱，至今只有东林书院在风雨中咏怀古迹。我不得不悲愤地想：是不是中国的政治土壤太恶毒，长不出一株美丽的鲜花？
长出毒花却是事实。唐朝时有牛李党争，也叫朋党之争，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４０年。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确有今日台湾之热闹气象。唐文宗不得不感叹说：“去河北之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可怜“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唐气象化作了霓裳羽衣舞，江河日下、衣袂飘飘淡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上，不管有无这样的党之名，却有这样的“党”之实。“结党营私”、“党豺为虐”、“党同伐异”、“朋党”、“奸党”、“死党”、“党羽”、“余党”无不带着贬义，充斥着人们的怨恨和愤怒。
“党”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饱受贬抑的名词，实在是不讨人喜欢。街头混混、流氓无产者成立一个组织，也宁肯叫“帮”、“会”、“盟”、“社”、“团”、“坛”，如“青红帮”、“小刀会”、“义和团”，也不愿叫“党”。至于像康有为、梁启超之大儒也深谙民族之心理，面对甲午战争之后“豆分豆剥、揭竿斩木”的局面，成立的组织也叫“强国会”、“保国会”，孙中山喝了不少洋墨水也不能免俗，先后成立的组织也叫“兴中会”、“同盟会”，其它的叫“会”也很多，如“光复会”、“华兴会”，也有叫“社”的，如“日知社”。
“会”确实是个褒词，“会合、会聚，风云际会”，没有偏私之义，而有星火燎原、团结凝聚之意。“会”还表示着“成功”、“可能”、“有能力”之义，难怪会成为近现代以来，使用最多最广的名称。中国八大民主党派有“三会”、“两盟”、“一社”、“两党”，“会”也是最多的选择。
据目前所知，中国政治团体最早采用“党”这个名的是宋教仁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宋教仁，创立国民党的目的是想限制袁世凯的帝王梦，走议会路线。那时的国民党，名头很响，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