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足足延续了五千年。从先秦到魏晋，再从魏晋到唐宋，是中华历史上的三个文化高峰，这有当时开明的政策以及众多的文人的功劳，但更得益于当时劳动人民的创造与支持。
先秦文化源于民间，从《诗经》到《楚辞》，都有当时人民在创造与生活中写下的动人诗篇，这些文章，不知比那些文诌诌的士人诗好了多少倍。
魏晋的文化是由魏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以及晋的竹林七贤，而这些人中最早也是成就最高的就是三曹。他们既有创新（曹操《观沧海》第一首写景诗，曹丕《燕歌行》第一首七言诗），又有经典（曹操《短歌行》、曹植《洛神赋》），所以说这也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转折点，由它带动了中国后期文化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曹不是士人，而是“阉佞之后”，这在当时不能算士人，他们受到某些“正人君子”的鄙视（本人对此种看法呈否定态度，太监对中国的文化还是有贡献的，比如说造纸的龙亭侯蔡伦，下西洋的郑和等），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当官，所以三曹也算是“民”，只不过是爵位很高罢了。
再来说唐宋，这段时间分为三个部分：1。东晋到五代。2。唐和北宋。3。南宋。这三个时期文风不同，各有各的代表人物
先说东晋到五代，这是一个动荡又安康的年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陶潜。
陶潜是东晋大诗人，生于浔阳柴桑，代表作是闻名千古的《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运用了借物抒情的手法，把现实的不如意寄托在虚幻的桃花源里，把那里描写成一个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地方，这个理想是在当时很难实现的，而且东晋在那时已算得上可以勉强令人满意的避难所，人口大南迁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富饶的地方“永嘉世，天下乱，唯吴土，盛且丰”这句民谣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诞生《桃花源记》这个比当时的现况更进一步的理想。
更进一步来到唐代，从初唐四杰到大小“李杜”，再到中晚唐诗风通俗险僻二派分化，唐诗就是一个文化的炼炉，把四面八方的文化精髓炼成一锅，而其中最令人注重的就是大李杜——李白和杜甫。
李白，字太白，祖籍在沙俄的刺叶（盛唐北部最远可达贝加尔湖），出生在四川，是唐代浪漫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诗篇上至黄鹤楼下至老叟店中，从雄伟流畅的《将进酒》到缠绵婉转的《长相思》，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的宝库，是“随处即文”的象征。
杜甫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诗风，他生于襄阳，其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这从小开始的文化教育是使杜甫长大后成为一代诗史的有力铺垫。杜甫的文章突破了士人居高临下的作文方式，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对人民生活进行观察、深入，这让他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不朽之作。
穿过唐代，来到了繁荣的宋代。宋代的文学以靖康之变为节点，分为北宋文学和南宋文学，北宋文学以三苏、柳永和欧阳修为代表，多为感悟与思念；南宋文学以辛弃疾、陆游与范仲淹为代表，多为咏史思故之作。两宋文学各有千秋，但大部分词人仍摆脱不了浮华，所以佳作比起唐来还是稍少了一些。
从宋后，元实行民族分化，而明清大兴文字狱。最终，中国古文民随着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化为了过海烟云。
中国文化，经过了是是非非，零零总总的争斗，一共走过了五千年，而心中，划过了一丝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