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道德制约历来具有准法律甚至强于法律的效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中国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已成为极其普遍的现象。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社区，“牛皮癣”充斥大街小巷，下水道路面井盖无休止地被人盗走后砸坏买钱，各种故意破坏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恶意造假贩假、公共权力的腐败等事件每天都在频繁发生……没想到传统上一个以道德立国的国家，在其今天的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竟是普遍的公共精神的缺失，这一现象不能不让有识之士倍感忧虑！
什么是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它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主要包括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善待生命社会的慈悲胸怀。公共精神通过伦理道德规范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特点，促使每个公民时时处处都需要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行为模式。
其实，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劣性并非自古有之。《诗经•小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即“雨下到公田里，也就惠及我的私田了。”这说明在产生诗经的时代，中国人还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对于公与私的关系，有着明确的理解。
那么，中国人何以进入了公共精神迷失的时代？
传统集权专制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是中国人公共精神迷失的政治根源。在绝对的专制统治下，封建君主视国如家，垄断了全部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自秦始皇统治之时就已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允许普通民众过问；同时，各级封建官僚也垄断了全部的公共事务，不允许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这样，民众事实上被剥夺了过问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权利。虽然社会是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生存，但是民众却难以对公共事务施加任何影响，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以谋生为首要目标，只有全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自己家庭的利益，犹如在大海中漂泊的人们在无法左右狂风大浪的无奈之下，只有拼命保住自已的小船。从此，公共事务在民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我国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结构“土壤”上充分发育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人公共精神迷失的社会文化根源。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化基础都是儒家学说。由于控制能力的制约，专制政权对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控制还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区域，普通民众还是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但以维护君主专制为终极目的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以其官方哲学的优势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它通过向民众灌输“三纲五常”的理念，宣扬君主专制的“天理性”、宣扬尊卑从属的“天然性”，把君主的绝对权威引申到父权和夫权，即封建君主能够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专制家长也可以做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一来，专制就不仅为皇家所独有，而且迷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流行于整个中华大地。由于专制制度下“个体”被弱化，独立的人格就很难形成，“逆来顺受”被当成“美德”，对自己的权利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甚至还使自己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大大降低。那么，是不是“个体”被弱化，“群体”就得到加强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社会缺乏自我组织程序，而没有自我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有如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仅靠世俗人情建立关系，这种漠视公共道德精神的社会心理文化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熟”人争着买票和让座，大家客客气气的；如果是“生”人，哪怕只是碰了一下或踩了一下对方的脚，也往往会把污言秽语泼洒在对方头上，不获全胜誓不罢休。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则更多的是前者对后者的依赖。在历史危急关头，“个体”首先想到的是社会对自己的照顾和“安排”，而自己却缺乏主动性和自律精神，对社会、对群体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往往表现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这种公共精神的缺乏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对公共政治不闻不问。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有这样一段叙述可谓入木三分：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其实，在中国，平民百姓是如此，那些被视为“精英”的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齐家”成为重要的人生态度：“家”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细胞和经济细胞，家的兴盛与衰落不仅与每个人的生存、生活密不可分，也与每个人的自信心和荣誉密切相关，人类理性自利的本能加之中国特有政治状况和道德氛围强化了人们对家的依恋，家庭生活成了普通民众生活的大部或全部；一个家族往往构成铜墙铁壁般的堡垒，“家”之外的一切事情变得无足轻重，“家”之外的一切公共物品都是可以被占有甚至被掠夺的对象。比如，有人将城墙的砖拆下后拿回家去垒建自己的住宅，他的内心没有一丝的愧疚感，他的家庭成员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在他们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因此，在“齐家”成为的人生态度引导下，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荣誉都以家为归宿，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也就成为中国人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当代中国，曾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深刻记忆：国家通过强制削弱“家”的功能（“大跃进”时期的出现的公共大食堂是这一理念的极端表现形式），试图来改变中国人“齐家”的人生态度；通过普遍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群众运动，试图使民众置身于“大家庭”而全身心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传统君主政治以“尊卑从属”的纲常伦理为依据竭力将民众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的作法相反，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试图将民众的私生活最大限度地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然而，由于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的民主政治格局，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