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原因，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大学接二连三的出现学生罹患白血病的事件。作为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和师长，出于关心、帮助和抚慰，理应捐些款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可是最近的两次捐款，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抢劫”。从学校到学院，由学院到班级，层层下派，形成一个完整的“多米诺骨牌”。最后还是落到广大学生的头上。还要求每个人都是“定额”的捐款，特别是班干部不能少于五元的底限。何等的滑稽！然而，这又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正常的生活之中。
捐款本应该是人们自愿表达爱心的行动，而非可强制执行的行为。要求学生的捐款“定额”，更是无稽之谈。何况还发生在“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高等学校，令人费解，令人诧异。如果真的这样，代表爱心的捐款，除了同情，我想应至少还带有一丝的怨言吧。爱心失去了往昔的意义，内心的祝愿无从表达。物仍是，情已非。扼杀情感的捐款的确是一笔“不义之财”啊。
“献爱心”逐渐成为教育界的时尚。大学尤甚。每年都要为希望工程、贫困山区、社会孤寡等捐款数次。诚然，这一切都无可厚非。从某些方面来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团结互助意识，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任何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为了让广大的学生看见自己的爱心，学校把各个学院的捐款情况在校报上作了详细的报道。这种“爱心排行榜”对各个学院的影响很大，排名靠前的学院沾沾自喜，好像得到多大的便宜似的。排名垫底的学院则痛定思痛，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到底谁也不愿意排到最后啊。于是乎，新一轮的“爱心竞赛”的预热已经完成，只是静静地等待机会的到来。
在这些事情尚未平息之时，五月十二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八级地震袭击了四川省汶川县，中国经历着最大的灾难，国家倾其所有全力抗震救灾。全国各族人民也纷纷的捐款捐物共同承担。一些名人和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可是不幸的事情又在上演，人们和媒体开始津津乐道地谈论起谁谁谁捐了多少。这是他们看热闹的心态作祟，希望看到一种“爱心竞赛”。捐的多就被加上“爱国者”的光环，捐的少就扣上“冷血”的黑锅。极大地伤害了捐款者的爱心。大学中，你到处都可以听他们的评头论足。我感到十分地好笑，正因为在大学中。当下不少学生缺少了自己独立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要解决这些问题，大学生本身需要反思，大学生素质的提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种扭曲的社会形态，人们可还记得爱心是不能依靠金钱的数目来衡量？
学校毕竟不是福利机构，大学生亦不是福利工作者。大部分大学生的生活费用仍然依靠父母来支持。在经济基础这一方面，在校学生同样是弱势群体。可是大学却频频的让没有收入的学生捐款，这种怪诞的就说明学校制度的不健全。学校给自己一个错误的定位，盲目地充当了社会救助站的角色。殊不知，当今社会存在名目繁多的福利机构，慈善机构、红十字协会、收容所……。在救助方面，他们比我们更为的专业，更为的到位。我们又何苦再去凑这个热闹呢。何况我们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身兼两职，必有一职荒废。
如果学校执意地想涉足福利事业，应该严禁“定额”或有“底限”的捐款。这是与大学的思想格格不入的愚蠢作法，背离了大学的思想。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理念。如今，大多数的大学已经严重的背弃。行为尚未自由，何谈思想自由。捐款就如同古代贫苦大众的苛捐杂税，心中不情愿，可不得不交。捐款过后，我也曾私下关于此事问及多位捐款的同学。少部分同学怀着一幅无所谓的心态，可大部分同学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表示不满。他们说本来想多捐点的，一听到是强制性的就不想捐了。但是，怯于同学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捐啊。唉，悲哀啊！然而悲哀的又不仅仅是我们。
学校想给患病学生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导演这出“定额”捐款的闹剧，满心想创造一个喜剧，可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结局注定是一个悲剧。
这仅仅是大学现象的冰山一角。不知吾辈之呐喊，能否在权力当道的大学中产生微弱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