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学的早期拓荒者当中，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绝对属于一个异类。他是许多重要的传播学议题研究的开创者，传播生态学的启蒙者，他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精神病，从而使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奇妙世界。他参加了建立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与维纳等人一起建立了控制论。他的许多警句令人深思，如“逻辑是贫乏的因果模型”、“信息是生异之异（"adifferencethatmakesadifference"））”、“数字和数量是不同的”、“地图不是领土”等给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很多启迪。他来去自如地出入人类学、语言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传播学、精神治疗等诸多不同的学科，矛盾性地诸多学科的贡献者和背叛者。在贝特森的一生中，可以说他对每一个学科的参与都改变了该学科的面貌。
1904年，贝特森出生在英格兰的格兰切斯特，父亲是著名的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　贝特森于192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史专业，嗣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以后的贝特森在新几内亚做了为时两年的人类学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人的社会结构。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他在1932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研究文章，深受好评。但是同行的掌声没有淹没贝特森对自己的反思，他在检视这次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实证明这种评价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新秀对自己的苛求而已，这段生活并不像贝特森所说的一无是处,至少他在那里认识了当时同为人类学家的马格里特?米德（MargaretMead）。米德生于1901年，比贝特森大三岁。米德后来成为美国最负盛名女人类学家，是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而正是在这段研究时光中贝特森结识了米德并且一见钟情。这对年轻且志同道合的学术情侣不久就在1936年选择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在新加坡结成伉俪，开启了比翼双飞的学术生涯。婚后不久，贝特森和米德就前往印度尼西亚研究一个山区社群——巴厘人。在有关巴厘人的研究中，他们首次利用电影和照相技术进行人类学研究。仅在《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一书中，就收录了700多张黑白摄影照片，这项研究开创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先河。
　1940年贝特森来到美国，起初是以巴厘文化专家的身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二战爆发后，贝特森一度也曾以人类学电影分析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对德国宣传电影的进行分析研究。1943年到1944年贝特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签订有服务协议，和战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贝特森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哥伦比亚大学和政府签有服务协议）也加入了战时临时机构，进行一些应用传播的研究。1944年到1947年，贝特森主持了著名的“黑色宣传”（BlackPropaganda）项目。“黑色宣传”意指个人或组织假冒敌方传播机构进行宣传，用负面或虚假讯息混淆敌方视听。在主持“黑色宣传”项目期间，贝特森应用自己研究得出的动态分裂症（schismogenesis）理论在敌人中间制造混乱，后来的效果研究证明这个项目的实施的确起到了削弱日本宣传的作用。贝特森在二战期间的这段经历，造成了后来他对应用科学的负面评价。事实上，贝特森一开始并不愿意为军事或情报部门工作，甚至在战略服务办公室（OSS）工作后，贝特森仍在为人类学家在战争时期把知识作为武器的行为在伦理上感到困扰。尽管米德和贝特森都对心理战中使用的欺骗感到困扰，但是米德没有贝特森严重。二战结束以后，天生乐观的米德没有失去对科学的基本信仰，她认为科学如果被负责地应用，就会促进社会问题的改良和解决。但是贝特森却为战争期间的经历深感不安，他认为将科学应用于社会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科学最大的作用是形成理解而不是促进行动。
纵观整个1940年代，贝特森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活动是参加了罗伯特?维纳领导的跨学科的控制论研究团队。在1942年召开的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上，贝特森遇到了沃伦?麦克罗齐和朱利安?比洛奇，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在学术圈尚显新潮和艰涩的概念——“反馈”（feedback）。贝特森通过对自己以往研究的反思认为其在1936年写作的人类学研究杰作的《纳文》缺少的东西就是这种“反馈”的阐释框架。系统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离不开二战期间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的开创性贡献。贝特森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信息的流动最为特殊和重要，因为只有信息的流动可以从A处到B处然后再回到B处，实现循环往复而不会消泯。贝特森还发现了系统的层次和等级问题。贝特森把信息定义为“生异之异”。贝特森解释说，神经细胞只在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向大脑报告，信息就是差异和不同。他举例子说，一只蜥蜴捕捉昆虫，蜥蜴的眼睛只把运动传送到大脑，如果树叶上的昆虫保持不动，那么蜥蜴就很难看到昆虫。但是当昆虫一开始活动，蜥蜴能够疾速地伸出舌头捕获昆虫。这就是关键或者说重要的差异——差异形成信息。贝特森还认为，信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固守在某一个点上，信息永远都处在一个“回路”（circulation）中。在回路中，信息不断地进行互动和影响。
1947年，贝特森和米德长达十一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和米德离婚之后，贝特森在中国、缅甸、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都从事过短期的教学工作。等待这段仓促的旅程结束以后，贝特森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反叛了主流的人类学家（主要因为主流人类学家忽视他），开始研究传播学和心理学。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资助研究“双重束缚（DoubleBind）”问题。贝特森研究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传播，这种传播现象被他称为“双重束缚”。双重束缚表现为传播与行为的矛盾性撕裂或是一个陈述本身暗含一个与自身主张相反的意义。贝特森举例说，如果一位母亲嘴上对自己的宝宝说“我爱你”，却扭过头去不理睬孩子，这时候孩子就面临“双重束缚”的处境。此间，他还获得梅西基金会的资助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