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人虞世南的《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最后两句点明了一个道理：站得越高，声音传得越远，影响力越大。

所以村头广播都要悬在高处，人也要到高处向人喊话。此时最经典的场面就是下面一群人团团围住，仰脸听取，近处的任凭唾沫星子喷溅脸上或是耳膜疼痛，远处的即使听不清也要紧紧盯着那个声源。这个声源发出的无非也就一个目的——宣传，三样内容——号召，赞美，批判，或者就是其中二者的结合。
站得高，自然就能望得远一览无余。比如露天电影场边高墙总是有人坐着欣赏连带欣赏人群，《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也在圣母院的教堂顶怀着仇恨来看对艾斯米拉达的行刑，《投名状》里屠杀城内的士兵也是弓箭手站在城上放箭，高高的主席台的设置，自然也总是希望群众能看到与会领导的挥手。
制高点，制高点，其实就是，能制服群众的那个高处的位置。而最善于寻找这个位置的莫过于三类人：领导、道德评判者和狙击手。这三类人的手里都有武器——理论，教条和红外线瞄准镜的狙击枪——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造成的杀伤面都不可小觑。在观念的敌对中，也总是这三类人本能地将对手——无论是一个两个或者n个——置于扫射范围内，只消动动唇舌或者手指，就可将甚至是大面积的人群射杀，然后，收枪，欣赏，玩味快感。　
凡是有着抢占制高点本能的人，都在内心中有着一种杀戮的欲望——视别人为草芥，无论是身体心灵都是可使之生也可使之灭的客观存在，于他本人没有干系。冷漠，残忍，包括道德家们如《祝福》里的四叔，莫不如此。当欲望占有了武器，悲剧就开幕了，群众承受着伤痛，也蕴积了愤怒。　
无论这种制高点本能是源于制度还是源于文化还是源于游戏规则，都是不道德的，该鄙弃的，该摧毁的，胡适《尝试集》中“威权”，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石像》，都说明制高点恰恰是最危险的。人，虽不能现实中得到平等的权利，但至少应该在心灵上平等——不因为你的位置高，就一定向你鞠躬甚至俯首帖耳，五体投地地拜服。慈善捐款中小女孩的两元钱的零花，不下于大亨们的百万，行乞者捐献的每一分钱，更应该被人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