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

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

阴戮杂文2026-05-13 00:34:54
从一粒沙子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从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沙子再小,也有无数的层面;人的一生再短促,也有喜怒哀乐,是非功过。历史是无数人的意愿和行动,当然更为曲折复杂,后一段连着前一段,这一面通向那
从一粒沙子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从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沙子再小,也有无数的层面;人的一生再短促,也有喜怒哀乐,是非功过。历史是无数人的意愿和行动,当然更为曲折复杂,后一段连着前一段,这一面通向那一面,不能切断也无法掩盖。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由此而来。
这里的苏芬,既苏邨圃、慈引居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历史风云——从五四运动到八年抗战,以及1949年的历史变迁和那以后的海峡两岸。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距离鸦片战争已近百年,却依然处于李鸿章所说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也就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时代。在这整个时期,怎样“变”?“转”向何方?一直是论辩、争斗的关键所在。中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争以及文坛上的一些纷争,几乎全都与此紧密相关。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实践也在进行:激进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渐进的社会改造和农村建设,分别在不同的政治势力控治的地区开展着。这一切,报刊上的“批判的武器”的交锋,战场上“武器的批判”的进行,都与五四有关,反映了都是来自五四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两条不同的改造中国的道路。——在这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苏邨圃一直处于时代的前沿,是这场大戏里的重要角色之一。
他是1919年五月四日以前进入北京大学的,亲身参加了那场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动。他既是胡适喜爱的学生,又是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当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也有颇为激进的观点和言辞。可是,当他步入社会以后,所奉行的却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渐进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可能实行无政府主义,也不能如陈独秀所说,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主张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然后进行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这种温和的渐进主义,使他成为一个稳健的改革家,从1931年到1949年,他在两个方面实践他在北大、在五四运动中立下的志愿:一是从事农村的社会改造的实验,二是参与制定宪法和推行宪政的活动。这不就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具体实践吗?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推动落后的农村走上向现代转型之路;坚持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原则,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宪政民主,确实是符合五四精神,是在五四所指引的道路上前行的。
许多年来,一说到五四运动,就想到学生上街示威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动;一说到五四精神、五四传统,就说是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这是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产生于那场火爆的街头抗议活动以前,《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的源头和正身。正是《新青年》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使年轻人得以啓蒙,成为有公民意识的新青年。觉醒了的新青年在以后的岁月里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主要是两条路,一条是激进的革命之路,一条是渐进的改革之路。前一条路经过“一二九”到延安的“抗大”、“鲁艺”和后来的一些“革大”、“军大”(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后来直到“文革”;后一条路则是从北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新青年》到《观察》,后来几经迂回反复到今天。可以说,这是两个五四,前者是政治的五四,后者是文化的五四。关于前者的言说以毛泽东为权威,关于后者的言说以胡适为代表。上世纪后半期的教材和论著,只说到前一个五四,提到后者也只是作为陪襯和反面教材。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当年走在后一条路上的人们及其成就和贡献才逐渐为人所知。事实是清楚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师级人物、主要的学部委员及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大都是从这后一条路上走过来的。检点一下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大都与这条文化的五四之路有关。事实上,这条路也就是‘改革开放”之路——革除本国之积弊,吸取别国之优长,历史上早就有了这条路,,早就有人走在这条路上并做出过成绩,积累了经验,这里说的苏邨圃,就是这样的人。
苏邨圃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有如一波三折:求学时期激进,从政时期稳健,皈依佛门后超然而不消极,依然热心教育事业,可谓变而未离其宗——五四启蒙精神。这一切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农村改造实验,因为七十多年前他所从事的那些工作,正是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三农”问题。。
这要先从那个时代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从北伐到抗战(1927——1937)之间的十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对于这十年有不同的说法:1949年以前曾称之为“黄金十年”或“十年小康”;1949年以后的史书则称之为“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时期”。应该说,这些说法都言之有据,名符其实,其实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一面是激进的革命,另一面是渐进的改革。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分离和冲撞,才有了后来的“天翻地复慨而慷”。今天回头看,在七十多年前确实有过两种不同的农民运动:暴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和同样暴烈的苏区土地革命,温和的江西(还有河北、山东)的农村社会改造、新农村建设。多年来,“湖南农民运动”和“苏区土地革命”都是历史书上的重要关目,小学生都知导。可是,当时曾受到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国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却一直被掩没无闻。当年以“平民教育”、“乡村建设”闻名于世的晏阳初、梁漱溟,后来也都因为他们的这些思想理论而受到批判整肃。苏邨圃如果仍在江西,肯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整肃,因为他是直接受命于政府而进行农村建设实验的,是直接与上述暴烈的农民运动分庭抗礼的。
七十多年后,在大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今天,应该想到这些先行者,从他们那里吸取经验教训。这里只说苏邨圃,只说以苏邨圃为总干事的江西省湖口县走马乡实验区,而且只说以下三点:一、他们的工作内容即干了些什么,二、工作方式即怎么干的,三、目的是什么即近期目标。——先说第一点,据有关记载,他们的实验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普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文化,金融信贷,邮政交通等等,还有从传统转化来的调解乡民纠纷的“息讼会”、“息争会”——为此,实验区三年没有诉讼案。从这一切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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