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以为自己的言词是非常武断而没有余地的，但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的话才真是绝对之极，他在《社会的不公正》中说：“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可能做任何坏事损害别人，一个大人物不会做什么好事但可以犯下昭彰的罪行。”因为是翻译的文字，我也怀疑翻译者是不是带着个人的情绪，曲译了他的话。小人物未必不能干坏事，大人物也未必做不了好事。那句话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那就是社会极端黑暗的年代，或者公道彻底缺失的世纪。
拉布吕耶尔生活于欧洲中世纪以后，那时候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文艺复兴已经颠覆了最黑暗的教皇统治，社会变革了，民主思想产生了，为什么拉氏还会在自己的作品的中说出这么极端的话来呢？这实在令人费解。但是，如果你认真琢磨一下文明发展当中的道德的失落，你就会明白，拉氏也许先知先觉，已经感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自私自利思想的膨胀，感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私欲的泛滥。而私欲是大人物所特有的心肠，是大人物不可能做好事的重要依据。这样的感慨在中国战国时代也有人发出过，那就是我们称为悲观主义者的庄子。庄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篇》）中国古代被称为圣人者，要么是思想大家，要么是学派宗师，要不就是大权在手的皇帝。思想家的确没做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的思想多是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计，而不是为了真正谋福于苍生；学派宗师治学不过是以统治者的意图，去为统治者培养符合旧道德的走狗；至于被称为圣上的皇帝，就更不可能做好事了，因为他早已将天下当作自己的私家财产，最多不过赏赐给为他支撑天下的官员豪俊，哪里有什么好心肠将天下分与老百姓呢？庄子之与拉氏恐怕深知时代本质，才有了如此惊人之句。由此看来，我等愚拙之人，将那样的话判为武断偏激之词，就有些睁眼瞎的味道了。
若说大人物一点好事没做，的确也有些值得斟酌。且不说外国的事，在中国的古代不就有定中庸之道办儒学的孔子、修正礼教的程朱二圣和纳言举贤的唐太宗吗？何况如他们一般受后世传扬的大人物也不下千万，怎么就能说大人物做不了好事呢？即便在欧洲，也有亚里士多德、歌德、恺撒大帝等众多受后世敬仰的圣人啊。就是拉布吕耶尔那个时代里，也有忠诚于上帝的红衣大主教和被称为“欧洲十大君主”的路易十三和将封建专制推向顶峰的路易十四。如果我们用显微镜去探索这些做了好事的大人物，我们也许有惊人的发现，他们干的坏事其实远远超出这些所谓的“好事”。就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而言，它虽然稳固了社会，却延误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年，从而使我们在最关键的时间段大大落后于欧洲，这就证明了孔夫子的好事其实是大大坏事。至于我列说的别的大人物的好事又怎样，你也可以照此演绎。
与大人物相反的是，小人物往往被认为坏到底了，可于内心中却包含着足够的善良。曾经读《水浒》一书，对其中歌颂的一百单八名魔头的事迹，我很是疑惑，明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怎么就那么值得老百姓津津乐道呢？现在有了拉氏的启发，我也终于茅塞顿开了。这些人的大恶，无非都缘于心中的大善，即“打抱不平”“替天行道”。若认真细究起来，那些作恶的事，实际却是好事了。
目今文明高度发达了，似乎拉氏的论断就成为了谬论。但我们若用现代科技的手段，透视大人物的事迹，恐怕也说不得一个好字。如今的大人物是最善于使障眼法的，这和家长之于小孩子有些类似。在过去，孩子不听话了，家长都会说：“乖孩子，听话哟，我去给你买糖吃。”现在却不这么说了，改成“我带你到游乐场玩”了。但不论怎么说，目的一样，就是哄你高兴，只要别制造麻烦就好，小恩小惠总是能凑效稳定大局的。但是，遇上实在不听话的孩子，大人也会动武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不听话，布什为了让世界有和平的阳光照耀，结果不是导弹四下里乱扔，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吗？所以，从现世来看，大人物的心肠也不算好，只是相对于过去来讲，做坏事的手段更“文明”了。
大人物“包藏着损人的祸心”，拉布吕耶尔给我们道出了这个人群的实质。而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无毒不丈夫”，大人物常常自称大丈夫，恐怕原因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