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报道：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了由省高院院长许前飞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今后，这14名特约新闻观察员在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将享有更大的便利。（4月14日《人民日报》）
给14名记者发“新闻监督护照”称不是“收买”，云南法院的做法这在全国尚属首次。特约新闻观察员到云南各级法院进行正常工作采访，被采访法院应当给予支持配合，不得阻挠干预。需要直接约请法院院长和主管领导进行采访的，法院应当提供必要协助。对观察员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和批评，全省各级法院应建立舆情通报制度，及时拟定书面意见报送院领导，并向特约新闻观察员反馈处理情况。
对待舆论，我们一部分机关，一向回避惯了，这才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讽刺语的流行。这一回，云南省高院能给14名记者签发“新闻监督执照”，似乎是一大进步，然而，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广大民众赋予了记者一项不可剥夺的神圣使命，就是代表广大民众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或是接触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将事情的真相及其代表的意义，透过报导呈现于大众媒体之上，协助媒体达成守望、教育、讨论、娱乐等功能。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记者“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唤万应的喉舌。”
就目前媒体的评论来看，反对云南高院的声音很大。多数网友认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由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延伸，其合法性不需要由公权机关颁发“护照”予以确认。何况本来记者是持有国家颁发的记者证的，现在云南高院不以这个为准，反而自己又创造出一个“新闻监督护照”来，不仅是无中生有，更有自己划出舆论监督特区的嫌疑。其实舆论监督权不是哪个部门、哪个领导授予的，而应该是记者正当的职业权利。只要是合法、正规的记者都可以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采访，一般情况下既不应被限制、被剥夺，也不需要特别的“授权”或“优待”。为几个人发许可证，意味着其他记者的采访机会缺失或减少，造成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而且采访对象有了拒绝的“官方理由”。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上级部门，用新闻记者的特许采访权间接地督促下级工作，媒体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选择的为部门服务。
舆论质疑这是“收买”记者，而该院回应是欢迎挑刺，并不会阻挠未受聘记者的正当采访。“特约新闻观察员”和“新闻监督护照”，这种画蛇添足的舆论监督创新，实质上可能隐藏着扼杀舆论监督的危险，在公然的媒体歧视中变相抵制对其不利的舆论监督。给部分媒体记者发“新闻护照”，这显然将媒体和记者分成了三六九等，带着浓厚的歧视意味，不同媒体不同记者不同的采访待遇——这种歧视最终很容易变成“我让你批评你才能批评”的“奉旨监督”：听我话的、听我招呼的、不会揭我丑闻的我就给你发“新闻护照”，而故意冷落、排斥甚至封杀那些有可能给自己“添麻烦”、曾经爆过自己丑闻的记者，顺我者有护照，逆我者无护照。现实中并不乏这样的例子，搞信息发布时刻意不通知得罪过本部门的记者，新闻发布会只给那些听话的记者提问机会，选择性地向媒体通报有关信息。这样的“为监督提供便利”，实际是对真正监督的冷暴力和软抵制。
虽说只给记者提供便利，不支负经济，但在追求经济利益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下，聘请特约观察员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可以说这也是合理的劳动报酬。既如此，在记者职业道德并不非常高尚的情况下，这些“观察员”们是否在以后的监督中不是“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甚至沦为给法院高唱“赞歌”的“吹鼓手”，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聘请特约新闻观察员，强化法院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可以说这是法院对开放媒体监督的一次探索性尝试。无论如何，开放媒体监督权、积极配合记者采访，实在是一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促进司法公正，就必须加大监督力度。只有监督的目光无处不有，监督的触角无所不及，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根除。我也毫不怀疑云南高法实行这一举措初衷是好的，其出发点应该说也是好的。但却让人难言叫好，为什么？个中缘由值得思考。因为记者采访权不是哪个政府部门授予的，而是宪法赋予记者的神圣职责。如果，相关部门只为事先约定的某些记者颁发“特许”采访证件，那其他具有新闻从业资质的人员，就很可能被人以“制度化理由”拒之门外，或者难以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解新闻事实与事件真相。在厚此薄彼，采访权被少数人“垄断”的背景下，谁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政府毕竟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拒绝采访，中国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责任是代表广大民众实行政治统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由于政府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是广大民众的服务者，它有义务无条件地接受民众的监督，任何记者对政府机关进行正常采访，被采访者本来就应该秉着公开的原则，给予支持、协调、配合，不得阻扰、干预。又何必恩赐极少数记者特权，给他们签发什么“新闻监督护照呢”？这种对极少数记者的恩赐，究其实，是对更多的记者应有的采访权的剥夺，对广大民众的知情权的蔑视，其最终目的，依旧在拒绝广大记者全方位地参与报道，逃脱不了掩盖真相的嫌疑。
这种做法不利于增强新闻监督的实效性。试想，那些记者既然是被特约的、聘请的，会不会心存感激？见到一些负面的东西，还能大胆揭批吗？如果不能，那这种“护照”岂不成了束缚记者行使权利的绳索？更重要的，这一“聘请”是由被监督者主导的，人员是有选择的，而且按有关规定，“特约新闻观察员如做出不实报道，或利用该身份谋私、给法院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将停止其特约新闻观察员工作。”聘与不聘的标准完全掌握在法院手里，他们完全可以只聘那些“配合得好”的记者，而堂而皇之地将那些不讲情面、执意监督的拒之门外。
从一些报道来看，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针对不同领域和行业的特约监督员，但往往受制于过多的条条框框，无法大胆监督。时间一长，他们有的被拉拢收买，与被监督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监督形同虚设，有的则因被监督者不满而落聘，失去了监督的有效途径，严重影响了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