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7月16日报道，就在国内讨论如何给高考降温，让学生减轻压力时，西方却在不停地加压。这一信息是辽宁省人民政府督学、在欧盟国家有过多年教育研究项目经验的孙河川教授提供的。日前，在“1977－－2007纪念中国高考恢复30年高峰研讨会”上，孙教授指出：“我们都在讨论如何减压，西方却在不停地加压”。据孙教授介绍，欧洲很多国家的学生日子过得确实很舒服，每天下午3点多就放学，没有太多的作业、习题。“但是由此带来的是国家经济发展放慢，国家发展停滞不前”，于是，很多国家纷纷效仿东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把过于分散的权力重新集中起来。“英格兰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实行7岁、11岁、14岁、16岁统考”，孙教授介绍，统考结束后还会对所有学校进行大排名，名次靠前的学校就会得到重奖2004年前后，美国也开始实行各州统考，考试科目有6、7门之多，考试结果还要在全州公布，并进行全州排行，“他们从来没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孙河川教授说，“以至于很多学校的校长纷纷辞职。
这一话题值得深思。我感到，如果不加分析地接受这一信息，很容易引起误读。

欧美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多大的学习压力，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些国家也在加强教育管理，试图矫正教育过分自由散漫的现状，也是事实。但是，这能否证明我们要求对学生“减压”是错误的、应该叫停呢？恐怕不能。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基础教育，一方是压力过大，一方是压力不足，压力过大者适当减压，压力不足者适当加压，都是正常、正确的。如果因为西方教育在加压，就认为中国教育减压是错的，或者因为中国教育在探索减压，就判定西方国家教育试行加压是错的，都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非此即彼，好走极端，使事物偏离正确的运转规律。在目前，我们决不可因为欧美某些国家在给学生“加压”就得出我国教育“高压有理，减压不该”的结论。这就像我们不应该看到别的钟摆正从右边向左边摆动就认为这一个钟摆不该从左边向右边摆动是同样的道理。因应试体制造成的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压力过大，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对创新思维能力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改革应试教育体制、给学生适当减压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相当迫切的。

还有，欧洲国家把“国家经济发展放慢，国家发展停滞不前”归因于学生压力不够，日子过得太舒服，也是值得探讨的。经济发展的快慢取决于多种因素，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教育压力的大小却未必是主要的因素。就像中国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近年经济发展迅速，并不能归因于这些国家学生压力过大一样，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也不应简单归因于学生压力不足。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才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毕业的，这些人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压力过大的问题并不突出。而现在在压力过大的环境中接受基础教育的一代，要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才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决定经济发展的状况。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现在还是一个颇值得忧虑的问题。

欧美国家对学生加压的努力能够取得多大效果，现在还很难说。就“很多学校的校长纷纷辞职”的现象来看，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校长纷纷辞职，我相信绝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校长们不堪加大的压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却可能是由于对加压政策的不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认为西方在“加压”，我们就不该“减压”，显然是轻率的。

我们需要了解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动态，但对这些动态必须加以分析，尤其在做出某种判断或决策时千万不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教育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