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能力读懂树人和作人兄弟的书，谈不上能说出他们谁长谁短，更不要说高高的站在上面指手划脚地谈论了。但我很喜欢读他们的文章，尤其是他们的散文、杂文、小品和随笔。如果无话找话，我想说的一定是老生们常谈的事情，也许读书人的耳朵已经听起了老茧，再重复的说，好比太阳下底点支蜡烛照亮。时代嬗变，兄弟的文章不变中也在嬗变，用一句笼统的话来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与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曾三起三落原则上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圣人全靠人们在不断诋毁中延续历史的不朽。话题继续深入下去，恐怕又要扯到老路上去，只好点到为止。
记得鲁迅骂梁实秋云《“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骂语我仔细地想过，与骂人滋养的地方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没有地方文化的根源，他便不能成其一体，一般人不会在“丧家的”后面，再加以一个“乏”字，而且用引号，如将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置于他死地而后快的典型作风。明代前辈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晚号谑庵。顺治三年，明沦陷，绍兴城降清，有人劝他降，他“闭其门，大书曰‘不降。’”避入凤林山，看伯夷、叔齐的样，不吃清朝米，绝食而死）。《简夏怀碧》全文云：

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鲥鱼喂猫，无此理矣。

“买鲥鱼喂猫”与“腐鼠成滋味”相得益彰。话尖而刻。
他自号谑庵，说自己“舌如风，笑一肚”，尖酸谿刻，极具有地方性格。再举例子如徐文长、张岱、李慈铭，以及一字不识横划的乡村野老，都有前朝的刻薄遗风。余认为，树人的骂人，与地方传承下来的作风不一定脱得了干系。骂人固然不佳，受人记恨，但不可从此没人骂罢，如果拍桌子，夯桌打凳，或蹭地击掌的骂人，认为这过于鲁蛮亦不太雅观，如泼妇状，对文人来说，骂人是一门讲究的艺术，艺术的骂人叫谑，谑是讽刺，入木三分之恨能够让他痛上一辈子，甚至不朽。我浅薄的说，树人骂得出名了，绝不是一般人能够骂的。因为淋漓而畅快，这也是我喜欢的理由之一：他的散文随笔和漫谈，总太含思想性，享受不到他人性内在最美丽文笔的一面，也许面对的些人，你不骂能行吗；也许他抑制自己以免堕落不让发掘，所以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包袱。
根据周作人《关于鲁迅》著述中得知，树人极喜欢为人家取绰号的。说日本房东；“一进来老太婆便要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奇怪，给他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留学生头上盘着不愿剪掉的满清辫子，取绰号“富士山”。对许寿裳说，这些人“眼睛石硬”。旧书店老板，目光炯炯地监视着看书的人，如是只“蹲山老虎”（绍兴或称坐地老虎）。章太炎称陶焕卿为“焕强盗”，“焕皇帝”，叫蒋抑卮为“拨伊铜钿”（给他铜钱）；一斋“火腿”，钱德潜与太炎谈论两手挥动，坐席前移戏为“爬来爬去”（蟹、蛤巴）。同乡同俗，嘻笑怒骂横生妙趣，断然不是研究鲁迅的学者们一本正经近乎僵化了。乡下人取绰号是一种极盛的流行风气，头稍大一点的称“大头烤鲞”。耳朵小则呼“小倪朵”。例如某村的何书记为人阴险毒辣，百姓取他为“河水鬼”。何书记与河水鬼在绍兴的口音中极其混账，人们不惜以“谐音”开政治玩笑。这些在鲁迅的正文中极难成为白纸黑字的，却在同乡之间，不经意中是另一番天地。说到土话之妙，到不可言传。我认为不了解绍兴的乡风，不了解树人的平素，同专家会引起隔阂的。譬如名演员扮演阿Q，其实导演犯了个低级的错误，还不如找个当地摇船的“驮浜”（音大伯）去扮角色好。记得树人在世的时候，电影导演找过树人要把他的作品改变为剧本时，他老实的告诉说：“倷是扮弗好的”！他的灵魂尽在字里行间，是一种立体感很强的述达。平面决不能够无遗地折射出他的精髓，只是一堆垃圾而已，有时观看，深感对此惋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
第二个喜欢他文字的玩味，一字之变动，全句话起质的飞跃，真的一般人不能为之，说白了，能吃透他文字的，估计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家在笑，瞎子也跟着哄笑”。更要命的是形势和时政的所需，将他的文章把张的帽子戴到李的头上，谁敢说“皇帝的新衣太不漂亮”啊！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政治家大棒和出了名的打手。弟弟这个人极为冷静，理智地说过世人虚妄；戴的是一顶“纸糊的高帽”。说到纸帽，原是农村做戏文派用场的，“高帽”是无常伯伯戴的，其他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谈一些不为人知的冷句，不妨从门缝中看人洞中窥豹。
说周作人的书之前，觉得有件事不能不说，是他们兄弟的生和死。假如兄弟俩晚100年出生，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他们可能在柯桥轻纺市场当老板，但没有可能在中国文坛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名家，没有土壤环境，等于没有了皮，何来的毛呢，换句话说，他们生得逢时。这个黑暗的改朝换代的年代，政府对他们不采取措施，凭良心来说社会是比较光明的。树人死的时候，正如日中天，国人如丧考妣，解放后他再不死掉的话，用毛的“老实话”说：“要么不做声，要么牢里还要写。”假如树人在世，对毛的所作所为，他的脾气能视而不见吗？人毕竟只有一颗“六斤四两”（头颅）。我一直庆幸树人先生“生得逢世，死得适时”。作人就吃着了一点小苦头，被红卫兵打铁头块青，甚至他在什么时候死掉的，也无人晓得，但总体来说，死去比活下去要好过得多。这里不得不引用他常说的一句老话：“老来多辱。”他立了许多次的“遗嘱”，1965年4月26日又立下遗嘱：“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消声匿灭，最是理想。”他自己说的“速朽”。
接触他的作品，我是在五十岁，种种原因，读他的文章算迟的。不过不同的年龄段，读同样的一本书，理解和感受是不同的，作人的文章，恰最好适合五十朝上的人读，因为五十岁心里总算有点明白过来；个性脾气经社会的“时效处理”过之后，火气大多消退，浮躁心思也将过去，热情不比青壮年的时候，相反人经过东碰壁西碰壁，有想皈依佛门遁入空门的消极，作人心平气和的文章，如若“金刚若般波罗密经”。走进他的心境，不啻是一种思想享受。所以我喜欢读他的书。
学者把兄弟俩的性格以政治标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