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前，丹麦的一位出身贫寒的有良心的作家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感动了中国好几代人，至今仍然被小学的语文教科书所采用。小女孩在大年的除夕，在富人们的欢乐中，孤寂地冻饿而死，令所有读过它的人无不辛酸，在寄予小女孩无比同情的同时，对那个社会充满了鄙视与谴责。毕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吃人的社会，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的。
100多年过去了，现在故事的发生地，丹麦，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里也成为这个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那里，卖火柴小女孩一类的悲剧，和它的作者一起，都成了历史，那里的孩子们正在自由、幸福地成长，无忧无虑，为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儿童所羡慕。
但是，安徒生大概不会想到，在他死后100多年，他的故事竟然会在东方大国，被标志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再次发生。前些天，贵州的毕节，5个无辜而可怜的10岁左右的男孩，在一个寒冷的雨夜，被发现冻死在一个垃圾箱里，里面烧着木头，而不是火柴，那大概只是因为现在已经不时兴火柴了的缘故。故事是惊人地相似，只是解释不同罢了。据官方说，这仅仅是个意外事件。也就是说，这种事件不可预测，无法预防，多半由于孩子的调皮捣蛋造成。虽然事件过后，有关领导照样高度重视，并且照例处分了相关人员，但是，不管怎么说，孩子们幼小的生命已经终结，留给人们的伤害却无法获得缓逝。
这些孩子的遭遇，可以有许多解释，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由于贫穷。假如他们的家庭不是如此贫穷，他们的大人不必为了日常生计而无丝毫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和孩子，不能不疲于奔命地赚钱，这些孩子不至于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外面流浪，终至于冻死，一切罪过莫过于贫穷。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缘故就是他们把社会财富人为地、不合理地集中于极少数人的手里，使得大多数人们处于贫困，使社会悲剧频频在穷人里发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理论，没有其他方法，只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即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才能够被彻底消灭。
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恰恰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实现了60多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了如此的悲剧，谁之过？难道不该引人深思？
160年前，安徒生写了这个故事，他是在曝露、是在批判、是在谴责，他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关注社会贫穷问题，利用文学的影响，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以重视。我以为，他的目的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在残酷的剥削和欺诈的路上继续下去，他们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发展策略，给予劳动人民更多的福利待遇，使他们能够在不进行生死革命的情况下，也可以争取到自己的利益。现在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即使连一贯主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产党人也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正在说明资本主义的适应性是多么的有力和灵活，大概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在这么多年后，总是衰而不亡、僵而不死的原因所在。反观社会主义国家，抱着死板的教条，始终以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自居，实际上早已脱离人民的疾苦，与人民愈行愈远，许多时候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在这样的国家，当权者听不得半点不利于自己的言论，更不要说批评，往往将那些批评自己的人推向阶级敌人那边，久而久之，人们都变成了真正的“莫言”。
比如，现在，除了这几个惨死的小朋友外，不是还有大清早替母打扫马路的小女孩？还有深夜陪爷爷卖面包，趴在冰冷的马路上学习的小女孩？还有早早辍学回家务农照顾亲人的小女孩？还有沿街乞讨的小女孩？更还有那些不得已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的小女孩吗？对于这些，我们的文人、作家们，没有一个有安徒生的勇气，敢于提出批判和曝露，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除了“莫言”还是“莫言”，似乎这就是他们应该具备的良心。
我们可以想象到，就在5个无辜孩子悲惨死去的那个夜晚，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强国中，有多少人正在灯红酒绿的的美色中逍遥？多少人正在挥霍着大笔的钞票，只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多少人正在利用人民进贡的税钱，花天酒地混造？更不要说还有许多人正在把本属于人民的金钱，私自转运到国外，为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情人预备后路？
孩子们去了，愿他们在天国会比世间更美好，不必再担忧温饱事情。我唯一可怜的只是我们自号人民作家的人们，实在无力担此重任，还要硬撑着，真的很难过呢。“莫言”“莫言”，只怕久了，会变成哑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