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清早，我按照老规矩，打开电脑，打开网页，点击红袖，发现我的一篇《论“一些”与“漂浮”》被编辑退稿了。幸好此次是退稿，还有些建议，叫我到“日记自我”再投。其实，这篇文章我已经在“杂文焦点”上投了两次，上次是不明不白的被删除了，也不知是不是我的误操作。
我不由得怀念鲁迅先生那时代，也更加怀念能够刊载鲁迅文章的刊物。不过一切都成了历史，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我年少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一点。我一直认为，当国家这个工具无力时，特别是权力分裂时，对言论的控管有心无力，当这个工具坚固有力，也许对其它情况控管无力，但对言论却是如钳如束，正如石块与草，当石块巨大，任你小草生命再顽强，也无法穿石而出，当在乱石堆里，才会杂草丛生，而这些草往往就有些珍药，便是悬崖才多奇宝。
政治往往是一些文人想谈怕谈不敢谈的东西，只好写些风花雪月，顶多骂骂个别其他文人，这大约就是文人相轻的原由。历史上，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政权也往往由最开始企图为更多的民众服务与对敌人的专政，逐渐转变为对自己管得着的行业专政与为很少数人服务，最后转变为无法管制有关工具，一旦军队无法控制了，则国家轰然倒塌，政权归其它人群。文人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有三种比较强烈的变化。在国家初立时候，文人对充满希望，便多是歌功颂德的言语；在国家发展阶段，便多是萎靡之音；在国家动荡之时，多是借酒装疯；在国家分裂之后，便多慷慨之辞。
上什么山便唱什么歌，在什么时候就写什么文章。如果乱了，便不是好东西，便不合时宜，既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更不容易留传世间。譬如唐代，初唐四杰王勃为首，代表作是《滕王阁序》，说白了就是对洪州牧与山川的赞美；之后国家稳定，便文有韩愈的《师说》（当然也有些文章只谈了很小的国家或社会问题，如《马说》、《原毁》等），诗有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和白居易《琵琶行》等，另外，李白与杜甫最能说明问题，两人在安史之乱前多是快活之作，如《月下独酌》、《春夜宴从弟桃园序》和《望岳》等。”之后遇安史之乱，便文风艰涩，如《猛虎行》和《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晚唐，杜牧、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唐朝尚存，《清明》、《无题》(昨夜星辰)等是买醉；而唐代灭亡后五代十国，就开始有人敢说“坏话”了，敢针砭时弊了，当然也很含蓄，如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与贯休《杜侯行》。当然，在任何时段，都肯定有其它的文人，如五代十国，便有位著名词人李煜，那可是位皇帝，享乐在前便写花花文章，吃苦在后便写伤情之作，而这些留世只是因后人耻笑，便如人们记得秦桧。宋朝也是如此。
我不是一个文人，也当不了文人，我不企图将自己的文字投稿发表，也没那个能力，更不冀望能借文传名。我只想对世间的种种不平事、样样欺骗情作些嚎叫，便如杀鸡时那凄厉的喊声，希望能让更多的鸡跑远些，远离宰杀，尽管我知道这是无用的，每只鸡都只是吃眼前撒下的米，根本不管明天与将来。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家人柴堆与炉子挨得很近，有位邻居提醒他，他不在乎，结果真的有一天起火了，很多人帮忙救火，幸好扑灭了，他大摆宴席招待救火的人，却忘了提醒的人。我想在这个时代，我做这样的提醒的人，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也肯定得不到大众的“青睐”，甚至我的提醒根本是没必要，如今社会安宁，国家富强，用得着猴急吗？但我便是如此杞人，我也宁愿作此杞人。
是此有斯文，亦有将来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