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我刚刚起床，手机响起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母亲打来的。接通电话，母亲问：“女儿，今天你有空吗？听说自治区50周年庆典，南宁装扮得特别漂亮，我和你爸、你妹开车去南宁逛逛街，你去吗？”
父母大人有请，岂有不去之理？我当即答应了。得到我肯定的答复，母亲高兴地挂了电话。40分钟后，小妹漂亮的车出现在我的楼下。我坐上车，看父母一身光鲜打扮：，头发梳得整齐，皮鞋擦得铮亮，衣服烫得笔直。还真是老来俏啊！我偷偷地笑了。要知道，能够拥有今天人手一台手机、出入有私家车接送的幸福生活，是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我生于70年代初，上面有一个姐姐，底下有两个妹妹。父母曾经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们一年到头只知道侍弄那几亩田地，年初辛苦到到年尾，除了供一家大小吃喝外所剩无几，我和姐姐读书的费用成了父母最头疼的问题。我和姐姐最害怕开学，因为到开学那天，父母还没有存足够的钱。此时，我父母讲得最多的就是：“唉，十个罐子，九个盖，怎么办？”一声叹息后，父母硬着头皮四处去找人借钱。亲朋好友家境跟我们家没有什么两样，也过着苦日子，他们自顾不暇，哪有什么闲钱借给我们？于是，每次开学，他们总劝我的父母：“养大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她们跟你们干活挣工分吧，供她们读书有什么用？”
可我们的父母不干，他们再苦也不让我们中断学业。我们几姐妹很懂事，年仅八岁的姐姐懂得帮父母去拔猪菜、打柴，六岁的我负责煮饭菜兼带四岁和两岁的妹妹。因为煮饭菜是烧柴的，我忙着照顾两个妹妹，又忙着烧柴、煮饭菜，常常灰头灰脸，大家给我取个花名叫“小黑”。现在一家人聚在一起提起小时候的艰苦日子，大家就会想到我灰头灰脸的滑稽模样。我和姐姐还为了多挣点钱，去早已废弃的钢铁厂挖废铁，可挖出了废铁，个子太小的我们却没有力气抬到回收废旧店去卖，急得直哭。为了节省开支，在吃穿方面我们能省就省，姐姐穿短的衣服由我穿，我穿短了再到大妹穿，轮到我的小妹时，衣服本来的颜色、花样已经看不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中华大地，也把我那老实巴交的父母给震醒了。我们家在街上有铺面，精明的父母看到了商机。他们不再单纯地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借着改革的春风，他们一边种庄稼，一边尝试着在自己家里做小本生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那里是一个月一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为七天一圩，圩日那天最好做生意。每到圩日，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都往我们这里赶圩，热闹极了。父母服务态度好，店卖的又是些乡亲们最需要的生活必须品，因此生意格外好。由于生意做得顺，我们的手头渐渐宽裕，我们一家再也不用为吃喝开支和我们的学费发愁了。
随着从商经验的不断积累，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大，生活水平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在别人还在用煤油灯的时候，我们家拉上了电线，用上了电灯；在别人用上电灯的时候，我们家把旧的泥巴房推倒，建起了楼房，楼房里开始陆陆续续添置了收音机、电唱机，再后来是电风扇、黑白电视。1990年，当周边的乡亲刚刚接触黑白电视机时，父母第一个把彩色电视机搬回家，引起了轰动。邻居许多小孩天天到我家来报到，只为了看彩色的动画片。我的父母总是笑呵呵的，来者不拒。
乡亲们都向我们家看齐，我们家新添置了什么，当天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父母做生意，别人也跟着做。于是，只要是临街的铺面，都开张做生意了。在改革大潮中，大家各凭本事，卖日用百货，卖时装家电，卖水泥化肥……街也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大，不到一千人的小镇短短几年时间就有了两万多人，现在已经有十万人了。有许多乡亲眼光独到后来居上，生意远远超过我的父母，他们有些人发了财还继续在本地做生意，有些人则直接到南宁、广州、深圳等城市去置业，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但无论乡亲们走得多远，生意做得多大，逢年过节，大家还是会回家乡来。九十年代初回来时坐大巴、火车或是自己开摩托车回来的，乡亲们一见面，互相问柯机号码，临别时千叮咛万嘱咐：有事别忘记柯我！九十年代中期，大家都有了手机、电脑，联系方便多了，住得近的经常相约聚餐。进入千禧年后，大家更是“鸟枪换炮”，自己开着私家车周游全国，想玩多久就停留多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切随心所欲。
今年中秋大家举杯畅饮时，我们开玩笑：“我们日子日新月异，换车、换房，就是没有换老公老婆！”
大家开怀大笑。是呀！改革开放让我们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