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三烂泥
美三烂泥是村里人对他的俗称。其实，他姓王，名仁美，同陷害杨家将的潘仁美在名字上只一字之差。当然，王和潘之间并没有丝毫的必然联系，这只是我在得知美三的名字后的一种联想。
村里人为什么这么俗称他美三，这个我不得而知。出于好奇我也曾经问过村里的几位资深人士，他们也同我一样茫然，在“嘿嘿”自嘲地干嚎几声后，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大家都是这么叫的，就这么叫下来了。想想也是，许多约定俗成的事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比如：一为什么叫一，这恐怕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尽管有哥得巴赫猜想，猜想毕竟是猜想，况且猜了那么些年还是没结果。所以对美三二字我无从查考，也不想查考了。但对后缀的“烂泥”二字，经过同美三的逐步接触，我还是明白了一二。这一是说他在生活上邋遢，这包括他的衣，食，住，行；二是说他为人，患得患失有点好歹不知轻重不分，就像烂泥糊不上墙。绰号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体现了一个人的属性。
1964年那阵，有句非常激动人心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时代的潮流就把美三卷到了这个小山村。在我被时代的又一波潮流冲刷到这个小山村时，他已经停留在那６年了。抵达的时间有先后，但拥有的称呼平等，村里人都叫我们为――下放青年。
事实上，那时我是名副其实的青年，美三已经37岁，应该归入中年的行列了。美三打小去了爹娘，靠哥嫂扶养成人。在城里没文化没工作，属于真正的“吃闲饭”的，日常经常享受到嫂子的卫生眼球。所以，一下放后他就以队为家，同城里断了一切干系。
美三生得细长高个，像根麻杆，但这麻杆又不直，因为他的背有点弓。面相到是挺善，国字脸，丹凤眼，高鼻梁，阔嘴巴，细看之下还透着星星点点的聪明。
说他聪明吧，到村里6年了，什么带点技术性的农活他都干不好。例如插秧他拦腰插，他拔的秧整块整块的没法种，人家整的地一直溜，他整的地似蛇行，更别说耕地，耙地这样属于高级的活。所以，干了6年他还是个半劳力。在出一天工才６毛钱的那会，他日常的生存根本没法维持。
但他也有小聪明，他会做小生意。杨梅市，瓜果市，他会到处去进货，然后，穿镇走巷地叫卖。自开春到入秋，如果他省点用紧着化，也能攒上一点钱。我们有时也会去关心一下他的买卖，问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他总是说“货到地头烂，能保本算蛮好了。”我们也明白，他这是遵循“财不露白”的古训，一怕人借，二怕人偷。
在做小买卖的那些时日里，他每天晚上独自窝居斗室，小酒醉醉，南风吹吹，灌到得意处就哼哼“我脚踏鞋子无后跟，我身穿衣衫破万分”，这样不知从那捣腾来的小调。我们就知道他活得比我们滋润多了。这时，如果你凑过去，他就会借着酒劲给你念叨如何短斤缺两，如何把歪瓜烂桃子蒙骗出去的杰作。当然，他也有走麦城打落牙齿肚里咽的背时。一次，他回来我看见他左嘴角青肿一片，他说是路上西瓜皮溜跌，我估摸十有八九是干了缺德事被人揍的。
那个年代城里的文娱生活也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戏，在农村轮到能放上一场电影也等同过大年。精力旺盛的乡亲们一到晚上除了闩门落锁各自独家做戏，再就是凑一块搞赌钱。牌九、沙蟹、扑克、打铜宝，那场面四赌八看十六相，是相当的壮观。美三有了钱，一到晚上也总是往那凑。可是，他的赌技，他患得患失的性格决定了他输多赢少。吃罢晚饭，我总看见他兴冲冲而去，到深更半夜能哼着小调回家转的时日那是凤毛麟角。一天半夜，我睡的正沉，一通打门声把我闹醒，开门一看，美三黑无常似的站在门口，伸手向我借钱。昨天我接到母亲汇来的１０元生活费，今儿白天我叫他从镇上邮局带来的，他就是冲这10元钱来的。黑暗中，看着输得丧魂落魄的美三，我起了恻隐之心，借了５元钱给他，5元那可是我半个月的生活啊。他拿了钱又返回了赌场。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的门紧闭着，小买卖也没去做，甭问，准是连本钱都输没了。
美三好赌也好风流。在队里干活时总往女人堆里扎，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题。那对丹凤眼骨碌碌尽往人的胸脯扫射，手也不安份，逮着机会就东揪一记西拧一把。回报的是娘们的一阵骂声和痛击。他呢不在乎，他要的就是这个爽劲。队里有个叫银花的寡妇，美三老是想打她的主意，有事没事常去她家转。可那银花有一对10岁的双胞胎儿子，每天虎视眈眈地盯着，搞得美三只能长期的干耗，解解眼谗和嘴谗。一次，听说美三被邻村给抓了，队长只得派人去领。一回来，美三的事就传开了。原来，美三做小买卖搭上了邻村的一个小媳妇。那日，美三和小媳妇在山凹里打开了“露天牌九”，不想被那村人撞个正着。于是，一顿痛揍后放了人。自那后，村里的孩子一看见美三就“露天牌九，露天牌九”的叫，美三因此蔫了好长一阵。
1975年我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978年知青大返城，美三也回到了城里，安排在环卫处拉粪车。我曾经在大街上碰到过拉着车的美三，他说他在城里安了家，找了个外地女的，还有了孩子。小日子好象也蛮滋润的。

海良哥
要是在50年前我写下这个题目那肯定会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在40年前我写下这个题目那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海良是个“大佃农”，属于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称兄道弟的，那还会有好果子？
海良姓朱，50出头，身板硬朗，长着一对眯鼠眼，理着个板刷头，二个耳朵很有特色，平贴在两颊，而且耳坠特长，有点庙里菩萨相。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时兴着讲成分，划分阶级队伍。一边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那是专政者；另一边是地、富、反、坏、右统称“黑五类”，那是阶级敌人，他们时刻想着翻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海良的大佃农虽然不在“黑五类”之列，但在政治待遇上是等同的。
听村里老一辈的讲，土改时因为海良家有数间大瓦房，十几亩薄田，划为地主不够格，算中农又富裕，就硬是给按了个“大佃农”的称呼。海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公社化一路行来，虽然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总体倒也安宁。一到文化大革命，阶级队伍一清理，他被归入阶级敌人的一边，这生活立马就变了个个。右臂多了块黑布，上用白漆醒目地书着“大佃农”三字。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