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这当然不是专制时期的中国独有的问题，但中国的奢侈在孟德斯鸠的眼里是不一样的。
奢侈和财富的不均永远成正比。如果全国的财富都公平分配的话，便没有奢侈了，因为奢侈只是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安乐而已。要使财富平均分配，法律就只能给每个人以生活上所必需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浪费，有人得利，就会有不均现象。
如果生活的必需等于一个一定的金额，奢侈对于那些仅够维持生活的人们来说就等于零，如果一个人的财产恰巧等于该金额的一倍，那么他的奢侈便等于一，财产等于后者一倍的人，他的奢侈便等于三，如果再加倍，奢侈便等于七，所以假若后面的人的财产老是加倍于前面的人，奢侈的增加速度“一倍加一”，顺序如下：1，3，7，15，31，63，127……
在一个财富较平均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有超出前三个数的奢侈的；这种分配上的均等是共和民主政体的优越之点。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财富的分配很不平均，所以奢侈是很必要的，要是有钱人不挥霍的话，穷人便要饿死。
在这种国家中，财富越不均，富人的花费就应该越大，又如我们已说过的，奢侈也应该按这个比例增加。奢侈所需的财富是通过剥夺了一部分公民的生活必需品才增加的，因此必须把剥夺的东西归还给他们。
奢侈在专制国家内是人们滥用他们奴役别人中得到的好处。因此，财富分配的不均可以达到任意的程度，所以专制政体下的奢侈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皇帝总是提倡勤劳和俭朴，可立朝不出三四代就又开始奢侈，腐化，这是专制政体的宿命，因为奢侈存在于专制的本质之中。
奢侈不可避免，于是专制政权改朝换代也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的朝代，也就是说，经历的二十二次改朝换代的一般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
礼教——孟德斯鸠当然看到了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吃人的“全民教育”把戏。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诚信感情，但他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诚信。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们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
中国的立法者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地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外，是不能保证生活的。
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的关系，人类都有贪利之心，而中国人的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没有想加以限制。在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与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已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已利益，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已的利益了。
皇帝的官员也在欺诈，最典型的就是他们颁布的那些法律和文告，那些长篇大论，文辞华美的朝文，但都是表面理直气壮实则并无内容，只讨每阶上级直到皇上喜欢的大空话，根本就不准备让人执行。一位聪明的中国官员曾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只有靠坏蛋才能治理得了。”
各民族的不同性格都是品德和邪恶的混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混合。混合得好的时候便产生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常常是人们没有料想到的。有的混合产生巨大的坏处，这些坏处也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
无论那一个时代，西班牙人都以信诚信著称。查士丁告诉我们，西班牙人保管寄存钱物是忠心耿耿的，他们宁死也要保守秘密的。他们过去时代的这种忠实，今天仍然存在。凡是在卡迪斯进行贸易的国家都把财产托付给西班牙人，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和他们的懒惰混合起来，便产生了对他们有害的结果，这就是：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他们的眼皮下经营了西班牙王国的全部贸易。
中国人的性格混合是另外一种混合，和西班牙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仅仅保持对日本的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人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
“祖宗执法不可变”，中国的这一例训，孟德斯鸠是如何看待的呢？
专制国家的风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这是一条重要的准则。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就像没有法律一样，只有风俗和礼仪。如果推翻风俗和礼仪，就是推翻一切。
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规定”。推翻“一般精神”和变更“特殊规定”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
君主并不需要用法律改变他的国家的风俗和习惯，他只要提倡就够了，只要提倡良好的风俗和习惯就够了。
不能用法律的方式改变风俗，那是暴戾。最好的例子是应该是满清入关，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
莱喀古士的立法者们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淆在一起，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
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集在人的身上就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的“以德……”。
我梦见庄子说，你不可以讨论这些。有许多东西可以讨论，可以翻来覆去地讨论，为什么讨论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的孟德斯鸠呢？
那么，就到这里吧，暂且到此为止。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之后，还有俄罗斯的马克·戈万，捷克的埃贡·埃尔文·基希，他们没有“久居芝兰之室”，所以只眼独具，这些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