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一直认为，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学生乃至中国学生运动最好的总结、最高的评价。
中国的学生，历来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中国的学生运动，历来是先进思潮的淬炼场，其中又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最为深入人心，发人深思。
其实，中国的学生在世界上最早就有着忧国忧民的意识，不独五四为始。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郑国的学生们就聚集在乡校里，评点政事。有人向执政的子产建议毁掉乡校，子产没有同意，算是给学生们留下了一点自由的空间，这场学生运动的萌芽得以保存，难怪孔子也要夸子产仁义。
秦代的学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秦国一统天下后，博士淳于越、诸生侯生等因公开议论国事，引起始皇的残酷镇压，竟至于把天下除种树、卜筮和医药之外的书全部烧毁，把数百名诸生悉数活埋。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交替执政，朝事日非。又是太学生们纷纷聚集在一起，抨击朝政，激扬文字，在朝野之间形成了清流、浊流之争。由于东汉朝廷的腐朽和不可救药，这场学生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陈蕃等名士也都遭迫害而死，史称“党锢之祸”。东汉王朝也在随后的黄巾起义中灰飞湮灭。
魏晋时期，嵇康等名士在清流学生中享有极高声望，又不与当权的司马氏合作，因而遭到了猜忌。司马昭捏造罪名逮捕了嵇康，太学生们纷纷上书，要求释放嵇康。司马昭却因此更加惧怕嵇康的存在，执意杀害了嵇康。魏晋的士人都崇尚清谈空议，与学生运动和文化思潮遭到严酷镇压不无关系。
北宋末年，金军大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太学生陈东率在学诸生数百人向钦宗上书，弹劾蔡京、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童贯等误国奸状，要求“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在汹涌的学生运动和严峻的形势下，宋廷不得已将上述六人逮捕诛死。其后不久，宋钦宗在投降派的诱惑下，罢免了李纲、种师道等抗战将领，企图与金议和。又是陈东和太学生们在数十万开封民众的支持下，直言劝谏，宋钦宗不得不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等抗战将领，中止了和谈。
明末的东林学士在阉宦魏忠贤的黑暗恐怖中坚持抗争，他们结社读书，忧心国政，虽屡遭迫害仍然不改其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楹联一直为后人传诵。
近现代以来，内忧外患。从“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鲁迅等均起自学生运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也都曾在五四的队伍里呐喊疾呼。一场五四运动，唤醒了国人沉睡多年的梦魇，一场五四运动，诞育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精英。
为什么学生们总是能够成为危难时刻民族振兴的希望？因为他们读书，懂得了道理；因为他们年轻，朝气蓬勃。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曾经专门阐述了其中理由：“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胡适氏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学者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也这么写到：“当风雨欲来之候，有万木无声之静，在位不言，具官不言，于是国家之事，竟挂于血气方刚之学生之口”。
两位先生高见之外，我不揣冒昧地补充一点，聊作鱼目混珠，滥竽充数。学生们之所以能够从事激昂的运动，还缘自于学生们总是集体生活，易于联合团结，组成群体，形成声势。否则，其他单个人员，虽有文化，虽有血气，难于互相呼应，同声共气，同仇敌忾，恐怕也不容易产生这么大的效力。
中华民族的文化内蕴极其丰厚，外来者不是被这文化所反击，就是被这文化所消融。在这代代文化传承中，学生和他们救国图存的武器——学生运动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冲锋在战斗的一线，他们手中挥舞的书本，其力量甚至大过长枪大刀，飞机大炮。
人生忧患读书始，这本来不是一句专用来讲述学生及其运动的话语。但是我想了很久，竟找不出其他更合适的文字。人生忧患读书始，是的，学生们正是因为读了书，所以才明白了道理，进而产生了忧患；学生们正是因为在学生时代，所以年轻气盛，进而敢于斗争；学生们正是因为在学校里，所以才容易形成凝聚效应，发挥群体的作用。千百年来，一直如是。
多读书，读好书。多读书，多与好人一起读书，多读书，关心窗外世事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话虽老，却言犹在耳，一点也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