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村故事多
有一首歌叫《小城故事多》,风靡了大半个地球,咱没有人家那么幸运,十岁以前我见过的最大的城市要属文安县城了,就是那么大的城市十岁以前到过大概不会超过两次,小城故事跟咱沾不上边,咱只能聊一聊小村故事。小村
有一首歌叫《小城故事多》,风靡了大半个地球,咱没有人家那么幸运,十岁以前我见过的最大的城市要属文安县城了,就是那么大的城市十岁以前到过大概不会超过两次,小城故事跟咱沾不上边,咱只能聊一聊小村故事。小村故事更多,不用划拉就会装一笸箩。我们村叫丰各庄,不要说在全国地图上就是在全省地图用几百倍的放大镜也找不出一个黑点,每次在同学面前吹起家乡来,总是在地图上找到天津、北京,然后在天津西北京南用手随便一指这就叫丰各庄。
后来看到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有个夸家乡的节目时,我为我当家的一个老祖感到惋惜,真是生不逢时呀,要是我老祖能上今天的星光大道一定能独占鳌头,一个名不见经传人口不足五百人的小村庄经我我老祖的嘴扬名大半拉中国,别说河北了,就是到山东省,一提起丰各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何以见得?有诗为证:南有苏杭,北有丰各庄,瞎子三千,瘸子六万,磨盘大街绕着转。其实瞎子就有三个,名字上带着一个什么千的,瘸子有一个,叫刘什么万的,真是人才呀!
这个小村位于文安县东部刘么乡一个偏僻的角落,兔子都不愿意在这里拉屎。小时候,在我印象里能和外界唯一联系的上的就是骑着绿色大摩托,穿着绿衣服的邮递员,特神气,不叫洋气,那时候没有洋气这个词。就是有,洋气这个词就是邪气的同义词,谁家有什么亲戚跟洋字沾上一点边不是汉奸就是特务要不就是卖国贼,谁还敢跟谁夸洋气呀,这比骂他家八辈子祖宗厉害呀,还不跟你玩出人命来呀?为什么?一跟洋沾上边,自已扫大街掏茅楼不用说,孩子娶不上媳妇,闺女就是长得跟天仙似的也没人敢要!
我跟这个穿着绿制服的人叫舅舅,每到太阳一落山就趴在在村口盼着那个嘟嘟声,嘟嘟声一响,孩子们就跟在摩托后面“噢噢”地喊着跑着。摩托在小村停留的时间不多,用现在的钟点说不会超过五分钟,孩子们没看够,就继续跟在摩托车后面跑。我记得有一次,我光着小屁股跟在摩托车后面跑,跑在小朋友的最前面。我那个穿着绿制服的舅舅下了车,帅气地支起车,扬起手就赏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大耳光,还夸了我一句:“还不滚回去,让车撞死你呀!”但也有不神气的时候,就是下雨闹天,村里村外到处是土路,我这个舅舅卷着高高的裤腿,光着膀子,有雨衣也得苫报纸,一看见我个影儿就招呼我:
“老四,快推摩托!”
“唉!”
我招呼小朋友们疯跑下去,喊着口号从深深的泥坑里往外推摩托,这大概是我们和摩托最近距离的接触,也是我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每到下雨闹天的时候,我们不顾妈妈在后面喊,疯了似地往外跑,盼望着和摩托再做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雨下不大的时候,我们就用几根草棍儿往别的小朋友脑袋上扔,然后大伙围着他,一边拍手一边唱着儿歌:“下雨啦,冒泡啦,哪个小王八戴草帽了!”
出于对摩托的强烈渴望,我组建了丰各庄西南角胡同第一支摩托车车队,父亲是村里唯一的木匠,剩下一点下角料就打成小板凳,我们骑上小板凳,用脚一蹬,嘴里配上“嘟”的一声,别看现在人们开宝马感觉如何如何,赶不上俺们骑小板凳神气,摩托车队所到之处换来一片喝彩声,引得其他小朋友从自家搬来小板凳加入到我们这支摩托车队。
父亲可忙坏了,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都有几个家长抱着板子,领着拖着长长鼻涕的小朋友求到我们家:
“海年叔,就给孩子们打个小板凳吧。”
“打个什么样的?”
“就打和你们家老四那个一模一样的,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
再后来我就从那个穿着绿制服的舅舅那里拿着信,一推家门就喊:“妈,我二哥来信了!”二哥是我大舅家的二表哥,在外面当兵。妈妈就领着我的手,到老远老远的一个秀才爷爷家里,秀才爷爷戴上老花镜,凑着煤油灯摇头晃脑地念起来,从他那忽张忽闭的嘴里,我知道出了丰各庄还有一个好大好大的世界,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天黑,就是太阳扎到那边的山里去了,那里一定是天边,住着花白胡子的神仙爷爷。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雪,雪都没过膝盖,还有大棕熊,那熊可厉害了,平时就往松树上蹭,然后到石头堆里打滚,遇见人就在人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在没膝的雪地里,人走得快它就走得快,人走得慢它就走得慢,一枪打在熊身上直冒火星儿,直到把人累得倒在雪地里走不动了拉到。熊抓到人后不先吃,而是抓着人乐死,等醒过来,就伸出带刺儿舌头,一下就把人的半拉脸舔掉,然后再把人给吃了。聪明的猎人总是在被熊抓到后,总是主动地把套有竹筒的手臂伸向熊,在熊抓到人的手乐死后,猎人拨开熊的毛用刀一下把熊刺死。每到大秋的时候,母亲总是把队里分的花生剥好,交给穿绿制服的舅舅给二哥寄去。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候,一个高大雄伟穿着绿军装的人推开了我们家的柴门,进门就给我妈跪下了,哭着说:“大姑,我总算活着见到你了”,说着趴在妈妈的肩头直哭,后来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大概知道了二哥在军队一次排雷中,雷响了,二哥倒在血泊中腿被炸断了,一个星期没有醒过来,军队医院里都下达了死亡通知书。那一年我踩着滋滋的雪,从二哥这一个战友家里到那个战友家里,然后摇着二哥的胳膊坚决让二哥到我们家吃饭。
后来我们家就有了别的和外界联系的方式了,那就是挂着我们家南墙上的红色的中间有五角星的小喇叭,天还没亮的时候,从小喇叭里就放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那歌可好听了。为什么那么一个小方盒子会放出那么美妙的歌声呢,出于好奇,后来我和一个伙伴趁家长不在家的时候,爬上被摞,外加三枕头,才算够着了,用筷子把小喇叭捅了好大一个窟窿也没看出个究竟,为这事爸爸没少为我担心受怕,要知道那时候听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把小喇叭捅破了说大就大,戴一顶反动派的帽子那还了得,说小了就是小孩子们淘气。
在我七岁的时候,从小喇叭里播出哀乐,后来才知道毛主席逝世了,大场里的老太太们放下叉子坐在当地上就哭:“咱们国当家的死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队部里布置了灵堂,无论大人小孩儿都拿着一朵白花,到毛主席灵前表达哀思,大队部的门口有两扛着大枪的民兵,威风凛凛。
再后来父亲到天津当小工,年底的时候从天津买回来一台海鸥牌收音机,这是我们家第一件高档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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