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那年，我升入高小。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乡村小学随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中心校对各村高小班改为集中教学。根据教委的安排，我和表哥良子，大平等人迁到临村上学。这个小村离我家十几里路，中间经过一个叫罕伯哈拉玛的小屯。上学时，我们背着小行李卷，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穿过沃野和绿油油的庄稼地，翻越一个又一个小土丘,来到这个达族集聚的小村查罕诺斯奇。走进村子，给人的感觉既脏又乱，遍地垃圾、草沫、牛粪，收入眼帘的尽是穿着古朴，脏兮兮的男男女女。小学校与生产队共居一院，人畜混杂，污言秽语，打情骂俏不绝于耳。
我和良子、大平寄宿同学琴家.她和父母及叔伯大哥住在一起。屋子南北大炕，还算干净。她们一家住南炕；我们仨住北炕。琴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个子不高，摸样清秀，尤其那双牟子乌黑闪亮，有如甘露浸润一般；黑亮如瀑布的长发被一快雪白的沙巾松松软软地绾成一条大辫子；衬托一张红仆仆的脸蛋儿，微微一笑，脸腮上两个浅浅的酒窝，嘴里露出两颗白白的虎牙。表哥良子对我悄悄说：“她真美，你俩相好吧。”我也悄悄回答他：“你小子竟想好事。”良子个儿不高,生得一个鹰勾鼻子，一张黄白脸上落着几个浅浅的雀斑，穿舅母做的粗布民装褂子，虽是孩提但却象个小老头。
琴每天起得很早，为我们热洗脸水端到炕边，羞涩地轻轻笑道：“洗脸吧。”，“哎”三人答应后，三双手一起伸进脸盆。“一个一个洗，水有一锅呐。”“三把屁股两把脸”良子说开俏皮话儿。我和大平把手抽了出来，让良子一人洗。他足足洗了好一会儿。琴将脏水倒掉又依次为我俩端水。大家都是农村孩子，不懂客气，也不说声谢谢，匆匆洗完脸，就跑到生产队食堂吃“大锅饭”。所谓“大锅饭”即是当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种表现形式。大锅饭不如说是大锅粥。食堂的食谱总是一个老样子：窝窝头、土豆白菜汤、玉米馇子粥、大咸菜。后来，主食越来越少，竟然是“瓜菜代”了。
良子哥属猴的，比我大两岁，猴精猴精的。他经常在琴面前献殷勤。每次放学回到琴家，总是跟在琴脚前身后，嘻嘻哈哈。琴一点也不喜欢他，常遭白眼。有一次上课，良子坐在琴后排，乘老师不在之机，把琴大辫子偷偷地拉到他的课桌上，解开又编上，弄了好几次，被琴发现后，她怒不可碣，乌黑的牟子闪出凶光，一把将辫子拉回前胸，回手狠狠地打了良子一巴掌，低声骂道：“臭美!”下课后，我和大平都骂他“没出息！”
琴仍然天天给我们打洗脸水，切实感动着我们那稚嫩的心灵，多么贤惠的小姑娘啊!大平少言寡语，干活是把好手。一天下午我和他俩商量：“人家天天给咱烧洗脸水又烧炕头，咱们给人家打点柴火吧。”他俩一口同声：“行啊，走！”于是，我们三人跑到村外，不到两个钟头，就打了一车毛草（33捆）。琴她妈夸道：“真能干！”良子飘飘然起来：“在家时我一天能打三车，弄这点算啥。”琴白了他一眼，低声说：“吹牛皮。”
琴心眼多也早熟，为人做事比男孩子稳重、豁达。小学校有两名教员，一个是大平的表哥昭文，另一个是女教师何娴。二人正在热恋中，昭文住生产队办公室(兼小学教导处)，何娴住在一个老寡妇家.每天放学后，他俩就避开学生耳目到村外幽会。一天放学，我和大平良子在食堂吃完饭，顿觉肚子疼。他俩约我到同学家打扑克。我说：“不去”，良子狡诈地笑道：“哼，回去与她相好吧？”，“我不干那没出息事儿！”我愤然反击道。他和大平怏怏不乐地跑走了。我真的肚子疼，回到琴家，一头躺在炕头里，咪咪噔噔地睡去。不一会儿，琴把我喊醒，悄悄说：“哎，走，到何老师哪儿玩儿呵？”“不去,肚子疼。”我仍躺着不起来。她受何老师影响也爱好女红针织，喜欢听何老师吹口琴和我拉的罐头盒子二胡，我也经常到哪儿去玩。琴妈笑着说：“肚子疼，溜达溜达就好。”我无奈只好爬起来，陪她去老寡妇家。
老寡妇家在村边儿。听人说他二十几岁守寡，无儿无女，沉默寡言自食其力。天，已麻麻黑，我们看见老寡妇坐在门口就悄声问：“何老师在家吗？”“昭老师也在这儿”老寡妇诡涩地笑着，用手指了指屋里。琴犹犹豫豫又问：“俺们进去行吗？”“哎呀呀，小孩子家家的，回去，回……”她低头笑着，说不出个所以然。
琴给我递个眼神儿，我会意地点点头，忙说：“老师忙事儿，咱回去吧。”我和她悄悄溜到屋后，北窗用高粱纸糊的，窗子里面就是何老师的小套间。她又悄悄说：“哎，看看他们？”“我……”琴爬到窗子前，用舌头在窗纸上舔个小窟窿，单眼儿往里瞧了好半天，我有些不耐烦，就问“哎，看到啥了？”她不回答只顾看。我接着又问：“咋啦？”她轻轻地从窗台跳下来，笑着说：“你自己看吧。”我扒上窗台顺小窟窿单眼望去：小套间书桌上放一盏浑暗煤油灯。何娴和昭文依偎在小炕头，他们说话声音很小，只能听到何老师咯咯的笑声……不一会儿就紧紧地抱在一起……我闭上了眼睛，轻轻跳下窗子。琴对我会意地笑了笑说：“走，明天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