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春天降生的。
这一次，它又来到半空，把一部分事物变绿、变黄、变红，变成这个季节必然的发生。而我，已不再是那个穿着脏脏的牛仔裤骑着自行车飞跑的孩子；不再孤独地吹奏一些忧伤的乐曲；不再愤怒地和一切战斗；不再迷茫地注视着天空。从迷恋地听着校园民谣的少年到如今的十年里，我变得阳光、温暖，但是沉默。也是在这十年中，我爱着的老狼一点一点的老去，他略带黯哑的声音一点一点的失去纯真和那种原始的青春伤感。他的歌，由《恋恋风尘》变成了《情人劫》；由《流浪歌手的情人》变成了《有多远就走多远》。
或许正是如此，三十九岁的老狼不再翻动那些青春岁月，不再说那些久违的事，而是在唱：“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于是我发觉，当我不再是孩子的时候，老狼仍然可以把我感动。有一点他是不变的：他依然伤感、依然浪漫主义、依然在某时的孤独中唱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我小他十年，但他是一个明星，我是一个普通人，不需要到处奔跑、忙碌和刻意保持单身。所以我不用加快步伐，就和他一样，成了一个成熟男人，会在春季的阴天里抱紧这些温暖的灯光，和他一起唱《情人劫》。
我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时候经常是孤独的。那时的大学生活其实甚是丰富，不远的华师、纺院、民院有经久不落的舞会，有许多等待绽放的爱情。而我却是足不出户，忙着我的板报、文学社和非正式出版物。那时只有一台破旧的随身听陪着我，我的卡带不多，每每只有老狼的《恋恋风尘》在那里翻来倒去，它让我的某个时代充满了蓝色的幻想、忧伤和浪漫主义。高晓松的歌词是诗意和敏感的。恰是那时，我对这些诗意的歌词爱不释手，然后便开始写一些十分“学院派”的诗歌。而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姐姐送给了我一把红棉吉他，我便买来很多吉他乐谱，弹唱老狼所有的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并不怎么爱听我弹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因为他觉得我弹得一般，起码不是动听的。而弹到《音乐虫子》的时候每每宿舍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寂寞的虫子，会思念我的父母、朋友和那个给予自己无限幻想的姑娘。后来我也写一些歌曲，只是在几个朋友和同学当中弹唱。直到如今，我写过所有的歌曲大概都可以称之为校园民谣，也许是因为老狼和高晓松们的音乐在我内心留下了最深的烙印吧。到如今，我仅记得一首叫做《那一年》的副歌部分。大四的时候团委来了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她说这些歌挺好听，就把其中的两首录了下来，说要拿回去听。仅此一次，它们没有完全消失在我的青春岁月中。
现在我已经不写那样的校园民谣了。仅写一些离“学院派”、离那些淡淡的惆怅越来越远的诗歌。但是我依然会偶然拿起已经粘染了灰的吉他，唱一唱老狼。如怀念五块钱一场的电影那样怀念十年前的一切。
再过十天我就二十八岁了，再过十天我二十八岁生日快乐。而走过了《晴朗》，走过了《北京的冬天》的老狼，我希望他——春天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