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四离校最后的日子
大学终于毕业了,我终于可从大学的牢笼里逃脱了,终于可与毫无灵性、消人志气的大学生活彻底地断绝了。中午回到了家中。刚和爸妈吃过晚饭,现在坐在电脑前,安静地、感伤地、心潮澎湃地写下这篇文章。大学四年,虽如
大学终于毕业了,我终于可从大学的牢笼里逃脱了,终于可与毫无灵性、消人志气的大学生活彻底地断绝了。中午回到了家中。刚和爸妈吃过晚饭,现在坐在电脑前,安静地、感伤地、心潮澎湃地写下这篇文章。大学四年,虽如牢笼,但真当离去之际,不免生出感慨,感慨万千,毕竟,我四年的时光、我四年的青春、我一千多天的年华、我一千多天的激情与努力都投射在这里。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岂能没有感慨与嗟叹。
在这两天同学们相继离校的表现中,我也看到了不少面目,对人性有了更多了解。明显看出,我们宿舍,王宏达、黄建建和我,都属感性之人,郭旭辉和崔白豹次之,何飞感性最弱。尤其是王宏达,对离别反应最强烈、最忧伤、最无奈,当然他之所以如此,更多是对前途的忧郁与迷茫。他用黑笔在自己的桌子上写了“物以类聚”,在自己床的墙壁上写了“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愈合的痛”。不知他为何突生如此之感概,反正大学四年,他的感慨是很少的,对别人的感慨多以冷嘲热讽斥之。
当我背着书包,手提着东西,下楼之际,正碰到黄建建上楼,他很有些感伤地说,走了。我苦笑着说,是的,走了。他抬起手,拍我的肩膀,忧郁了下,落下却轻轻的。我从没见过他拍人肩膀,此乃头次,头次经历他的高抬贵手。他好像想说什么,但话到口中又没有了,只说,以后联系。让人不胜感伤。宿舍六人,除了我,黄建建跟他们关系都不好、很不好,或死敌或僵持,反正之间一言不发。
黄建建身上有一点我很欣赏,就是不管什么大学什么学历的人,他都不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算清华北大又怎样、算什么?就算哈弗牛津又怎样、算什么?这点他跟我一样。但现实中,我俩这种的人真太少了,一听到什么高学历高名校的人,人们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神往不已,趋之若鹜,自卑不已,一点气魄都没有,对此,我感到很悲哀、很反感、很不屑。
黄建建的工作很不理想,前几日,他匆忙找了个工厂,工资才两千多点,十二小时,单休。也是一时迫于无奈,不得不走如此下策。我说你在那里干,哪有前途?他说是没前途,但也没办法,在里面先干干。唉,无奈毁了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人的青春、激情与智力。我们的未来没有明天,我们的明天里会有着什么?
现在的大学专业完全是商业化性质,是一种投资。但不同的是,你虽投了资,钱投了进去,可你做不了主。选择什么专业,不是自己决定,是学校给你决定,你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如此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个专业就是如此,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就业难,工资低。让人不胜惆怅、不胜无奈。
我们宿舍,黄建建和王宏达的智商较高,我属于例外,我的智商高,完全是凭后天——尤其是大学四年——的自学勤奋刻苦的努力而来,尽管我被认为有才,是才子。实际上,才气是不断坚持训练的结果。黄建建智商高,具体形成过程,我不清楚,但王宏达智商高的成因,我敢断定乃是他早期智力得到了开发的结果。事实上,大学四年,他除了打游戏,打data、打英雄联盟外,几乎不干其它什么了,但智力仍相当高,高出周围同学们很多,当然他打游戏打得都很棒,大神级别。有人玩魔方,总是玩不好,他拿来,三加五除二,一分钟内搞定,他说他小时候就玩过。对此,我有了个联想,黄建建、王宏达和我,都属感性之人,然我们的智商都较好,那么是否可以断言,感性与智商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呢?
以我的经历体验来看,以我对一些高智商人的观察来看,高智商的人对单调的、枯燥的、程式化的、无创新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就是这样的,对毫无创新的事情,真激发不起我丝毫的兴趣。当然这就如同“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一样,有创造力的人、渴望从事创造力工作的人,会选择或尽可能选择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创造力事情,而反过来,在不断从事挑战性的创造力事情的过程中,其智商得到提高、得到开发,对此,我深有体会。
不过,现在的人一点都不好玩、没趣味、没诗意,太世故,思维打不开,眼界太小,行为刻板、呆滞,有个性的人、真性情的人太少,少之又少。我想,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谈何创造力?有何创造力?创造力的人有三种特征,灵敏、不循规蹈矩、不服从。创造力不可能一下子从天而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是需要宽松的、自由的环境为之培养的,还需要个人主观的、有意识的努力,创造力人才之所以如此少、之所以难得,就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很巧妙地、很偶然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宿舍都挨到了最后一晚,不过,崔白豹晚上十一点收拾好了东西,就匆匆离去了,何飞和郭旭辉搬到了别的宿舍睡,所以,黄建建、王宏达和我三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晚。
清晨时分,趁黄建建不在,趁王宏达下了床——当王宏达躺在床上时,我本向他表示歉意,表示一点和好的诚意,但一想到希特勒在不同时间段演讲而有如此巨大差异的结果,我就决定在他下来说,站在一起,面对面说——,我说,王宏达。他颇感意外,语调高亢说,什么事?这是他的反应习惯,向来如此。我说,大学四年,我俩之间,有些矛盾,其实都是些小矛盾,闹得彼此不愉快、尴尬。如今大家都要走了,从此以后,大家各奔东西,五湖四海,所以,那些以往的事,那些不愉快,那些尴尬,不要往心里去。他嗯了声。
面对大学毕业,面对即将从学校滚蛋,面对立刻就要踏入的社会,王宏达的反应最强烈、最低落,出人意料。早上六点不到醒来,只见王宏达坐在床上,背靠墙壁——我俩的床铺连在一块,不同的是,他头朝北,我头朝南——,一脸忧愁、一脸感伤地坐在那里,一改往日早上醒来手中惬意地、轻松地玩着手机的摸样。上午八点多种,我将一大包东西快递好后回来,他居然打扫起宿舍卫生来了,让我意外不已,只见他漫不经心又认真仔细地摆着扫帚。我觉得宿舍还算干净,但经他这么一扫,角角落落,上上下下,竟然扫出一大推垃圾,我不由为之感慨。当我背着书包,两手拎着不多的东西要走时,他仍神情落寞地低头在打扫着。走到门槛时,我停下脚步,有种想对他说“我走了”的冲动,但终于没开口,只是转过头来,看了宿舍一眼,看了正在打扫卫生的王宏达一眼,便走了。
我们和隔壁宿舍在这纷纷离校的浪潮中,表现出的情绪完全不同,大相径庭。平日里,隔壁宿舍的人,表面上搞得很和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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