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屋檐下的冰溜子有小棒捶粗时，二爷爷家里烤火的人就满了。我们用长竹竿子，比例啪啦的把这些冰溜子扫下来，然后塞到嘴里，咯吱咯吱嚼得脆响。二爷爷佝喽着腰站在屋门口，大声说:“我儿，这东西不能打，打了会断高粱拮，不收庄稼的。”二爷爷年轻时就很瘦，腰又弓，村子里的人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黄瓜纽。于是，我们就丢掉秆子，一哄拥进屋里去烤火。
屋子里烤火的人很多。如同开圆桌会议似的把一盆熊熊燃烧的碳火围在当中。那柴木是二爷爷的儿子在山上挖的老树根，烧起来象被浇了油似的，啪啪响。屋子里的烟气很大，头顶上那二十五瓦的电灯，被镀上了一层灰黄的油土，在氤氲的烟雾中发出昏黄的光。小老头蚂蚁渣，坐在火堆旁，愉快地打起了瞌睡，两串清亮的鼻涕象煮熟的粉条挂在山羊胡子上，并随着呼吸，从鼻孔里时进时出，如二龙吐须。被人称作憨老刁的四嘻，被火烤得很恣，他解了怀，站起身，烤了前身烤后背，这回，正在烤乌黑肮脏的双脚，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二叔，啦个呱听听。”
对于这个被人称作是黄瓜纽的二爷爷，洞穿人情世故，饱尝世态炎凉。在我爷爷去世不久，他悄悄地踏进了我的家门，气喘吁吁的坐在院子里的排车架子上，对我奶奶说：“嫂，死人让活人难受，但活人得活给死人看。人是一盏灯，活时亮堂堂，死时黑一片》”他这句在逻辑上破绽百出的话，实际上涉及到了人的心理与尊严问题。
好了，这时候，二爷爷开始讲古了。他说，四侄子，1937年，小日本占了中原，他巧妙地引用了一句道听途说的歌词。鬼子兵们排着队，卡擦卡擦的从我们庄前经过，尘土被趟起多高。二爷爷说，其实鬼子并不象电影里演的那样，苯手苯脚，蠢头蠢脑，打仗时，象瞎碰似的净往八路军的枪口上撞。相反，他们表情肃然，穿着小胖猪似的皮鞋，把地踏的啪啪响，打起仗来各个是亡命徒。村子里的空气充满了紧张的味道，年轻力壮的早跑到山上躲起来了，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躲在上了木栓的大门后，透过缝隙向外张望。二爷爷讲到这里，又加了一的段小插曲：二爷爷说，我大哥13岁被鬼子抓去，在枣庄煤矿上出苦力，曾经给日本娘们搓过澡，那些日本娘们专爱找长相俊俏的中国男孩给他们搓澡。但是在干活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笑，不然，那些日本娘们会认为你不怀好意，有杀头的危险。相反，如果你把他们给侍弄舒服了，也会得到一捧西洋糖的奖赏。二爷爷吧嗒吧嗒嘴又说，那些日本娘们，各个皮光肉滑，水都粘不住……碳火跳跃，四喜张大的嘴巴流出了涎水，眼睛放光，啪的一声，一块烧炸的木炭蹦到了他的没穿袜子的脚面上，他竟没有觉察到。
屋子里很静，外面寒气逼人，孤独的月亮泛着清冷的光。不远处，一只牺息在树上的夜猫子突然大笑起来。屋子里依然碳火熊熊，除了几个被火烤得昏昏欲睡的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听的津津有味。二爷爷又往火盆里扔了一快柴火盆里腾起一小片灰白的烟雾。蚂蚁渣不在打瞌睡了，被浓烟呛得咳嗽起来，他把一口口黄色的浓痰扑扑的吐在火盆周围，用脚驱土盖住了。
盆里的碳火也快熄了，只剩下一头通红一头灰白的焦块。人们知道该散了，就陆续走出了家门。我门几个孩子，在月亮地里嘻嘻哈哈地笑着，嘴里念叨着：一路来，一路走，谁岔路，谁是狗，也回家睡觉去了，只留下二爷爷家里的昏黄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