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去世了。九十一岁，无疾而终。
姥爷的后半生都是在一个贫穷、狭小的乡村渡过的。在所有人看来，这只是个极普通极平常的农村小老头儿。两年前，他还能拄着拐杖到临村赶集，用儿女们给的微薄积蓄，在乡镇的小集市中买些烟叶之类的小物品。地里的庄稼青了绿，绿了黄，时光就这样纷繁而匆忙。老年的日子，迅疾而无情地缩短着。他的体力一点点下降，很快，去临村赶集成了一种奢望。每天，他只能搬把条凳，在家门口用一种姿势坐着，望着村庄一成不变的景色，还有来来往往的乡亲们。
但姥爷曾经不是一个农村的小老头儿，或者说，他曾经是地道的城里人。
姥爷有几张弥足珍贵的照片，距今已有七十多个年头了。是那种黑白的老照片，最初的白边儿也早已泛成泥土样的浅黄色。照片上的姥爷，穿着那个时代极为流行的青布长衫，布料细腻而下垂，罩着他消瘦而修长的身材。头发乌黑锃亮，面孔清晰洁净，一种青春的气息在画片上回荡。那时的他，英气逼人，青春年少，对未来有着最快意而合理的畅想。他正在北京，和哥哥共同经营一桩小买卖，有自己的门店和住房。三十年代的北京，虽远没有今天的繁华，但那毕竟也是首府之地，在与其它地方的眼光较量中，自然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的小买卖也做得风生水起。买卖是他们哥俩的，但他比哥哥甚至做得更好。他清秀的相貌、聪明的头脑使得他在家族中声誉日隆。立业之后，他和外婆成了家，并且在北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世道虽然并不很太平，但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未来似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精彩。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他的后半生会在这个遥远的小乡村渡过，而且，老年的日子竟有几分凄冷。
命运的转身是蓦然出现的。那一年，老家的父亲身体不适，虽经过治疗康复了，但老人自此多了层考虑：农村讲究养儿防老，再者，按旧时的说法，老家这根线（血脉）不能断了。两个儿子不能都在外面飞着，必须留一个在身边，有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那么，要谁从北京回来呢？老二似乎更加合适。一则和父亲感情融洽，更重要的是，老二头脑聪明，心灵手巧，地里的活儿干起来也更趁手。于是，电传姥爷回家。那时的姥爷不会想到，这次归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未来。
回到农村的姥爷，地里活儿是没得说，庄稼是全村种得最好的。而且，他会切割玻璃的手艺，在全村第一家装上玻璃窗。那时村里都是糊那种又黑又黄的窗户纸，那样透亮晶莹的玻璃，惹得全村老少纷纷来参观。许多年后，外婆谈起那几窗玻璃，脸上仍然飘动着兴奋之情。那时的姥爷，农闲时节还练练书法，在村里，也算半个秀才，谁家的红白事写帐联肯定少不了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去。他们又有了二女儿，三女儿和三个儿子。生活的重负，将梦想的气球压瘪至破碎。剩下的，只有平坦而不平静的日子。北京的经历，已经遥远的象一场梦。
孩子们逐渐长大，女儿次序出嫁，儿子挨个成家。家庭的琐事一件接一件，儿女们过得都不太如意，矛盾如此起彼伏的火山，让人来不及考虑其它。仅是给三个儿子盖房娶亲，就已耗尽他的全部心血。等一切尘埃落定，他已由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儿。
留在北京的兄长那一分支，同样经历着岁月的风沙。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那个小生意，被红卫兵视为资本家，兄长被整日批斗，全家游街认罪。在那段时间里，姥爷还曾认为，自己回老家算是对了。但那段时光是很短暂的，政局平定后，北京的发展自是远非遥远的小乡村可以想象。兄长家也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在北京迅速发展的日子里，孩子们逐渐长大，并在城市中有了自己的一方天空。北京是个外来人众多的城市，在外人看来，他们就是老北京人。操着纯正的京腔，父母在北京，自己在北京有体面的工作。他们并不会想到，七十多年前，若是祖父选择了自己的父亲回老家，那他们的命运，便要和老家的姐妹兄弟们换个位置了。命运就是这样，让人充满希望和叹息。
命运的转身，通常就是选择的分岔口。一旦选定了某条路，就望不到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但姥爷，恰好有自己的兄长作参照。他清晰地知道，若是走另外的一条路，岁月肯定是另外一种颜色。但那是不可能的，从老父亲的思考开始，他命运的指针就已划定了刻度。之后，他的拼搏、他的奋斗、他的一生，都将在另一个注定少有鲜花和机遇的舞台上展开。
人的一生，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命运常常会转过身，露出它不一样的面孔。许多时候，表面看起来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其实真正可供选择的很少，甚至只有一条。《无间道》里有句台词：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事情。我想，它所谓的事情，应该是命运吧。
命运的转身，有时是华丽五彩的，许多人生就此而升腾。有时，这种转身是黯淡无光的，很多触手可及的现实也成了梦想。就象随风传送的一粒粒种子，是落到肥沃的田野，还是飘到光秃的悬崖，里面有着微妙的变数。
姥爷去世了，命运当然再也无法转身。但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确实存在着另一种更好的可能。就因为这种可能，才会给人们留下无数的感慨、无限的唏嘘和无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