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得到老师的教诲和灌输：做人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从那时起我就幻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
当我进入军营那一刻起，我就依据自己的人生定位开始不懈地奋斗。可现实是冷酷无情的，很多事情往往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我呕心沥血地在格子上奋力耕耘的80年代，适逢纯文学市场遭到通俗文学（人称庸俗文学）的严重挤兑和冲击而一路滑坡。一夜之间，许许多多的纯文学刊物纷纷改头换面向通俗文学紧急靠拢。我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文字不是遭遇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的厄运就是惨遭退稿和枪杀。有些接到用稿通知的稿件又突然因刊物向通俗文学过渡导致流产。命运跟我开起无情的玩笑，在我还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偏偏到了退伍的时间。于是我又回到贫穷、闭塞而又落后的山旮旯里，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日程表上。为三餐，为温饱，为儿女日夜奔波、操劳着。没有时间，没有书籍，没有报纸，几乎和外界隔断一切联系，过着封闭式的隐士生活。写好的稿件不知往哪里投，更别谈投稿的诀窍和秘笈了。我恨自己生不逢时，盛气之下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跟文学打交道。
从1986年一直到1999年底，一晃14年过去。由于严重的逆反心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完全从知识中尘封起来，不读书也不看报。心如止水般地让自己的脑子处于停止状态，任由它慢慢地生锈和退化。其实早在90年代初文学就以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重新遴选着读者，赢回了市场。获宠一时的通俗文学渐渐失去了阵地，退出历史舞台。我就是在这种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下，也就是在我有幸地成为公务员后，解决了温饱、保证了衣食无忧，业余时间无法打发的情况下，在1999年10月的某一天，忽然触动了我那根麻痹已久的文学神经。我从箱底翻出那些早已发黄的文稿，发现那些经过岁月淘洗的心血照样经得起挑剔的目光。面对这些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字，逐渐地把我从植物人状态中唤醒过来，让我重新有了思维和记忆。我试着整理出几篇投给《三明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处女作《变味的苹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从此我又拾起文学的接力棒蜗居于天地一隅，要么在黄金屋里独品酸甜苦辣；要么与颜如玉共渡悲欢离合；要么在键盘上敲敲打打；要么在稿纸上涂涂抹抹，重新做起文字游戏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陆续地便有一些文章从《三明日报》起航，逐渐驶向省、国家和中央级的报纸杂志，有的还获了奖。并于2001年1月被吸收为三明市作家协会会员，继而又被吸收为三明市民间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
环境束缚着我的手脚，命运左右着我的人生而岁月则透支着我的激情。抚今追昔，我掂量着自己的份量和斤两，发现无论是文字水平、知识功底乃至创作技巧都仍旧逗留在八十年代时的同一起跑线上原地踏步着。我托腮思忖，要想有一质的飞越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除了要不断给自己充电汲取别人的营养外，还非要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不可。回首我的文学生涯，既没有“大师”指点，更没有贵人相助，全靠自己盲人摸象般跌跌撞撞，亦步亦趋，彳亍而行。总结为文之道乃在于多写多读多看多练，并无其它捷径。不敢奢望有生能成什么“作家”，能当一“坐家”足矣。而总结为人之道也不在于人人都非有辉煌业绩不可，只要尽心、尽兴、尽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