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至情至性，通常认为至情至性的人不圆滑，不世故，不虚伪；为人率真率性，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政治家不可能至情至性，他们要讲政治，顾大局。要谨言慎行，不能随随便便地“说三道四”。商人也不可能至情至性，行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虚价促销，以次充好，商场的潜规则只考虑利润，不关心道德。小市民什么事都得求人，要看别人脸色行事。即使不心甘情愿，也要委曲求全。想成为至情至性的人也难。倒是有许多文人，不在乎旁人的议论，能够不管不顾地按照自己的原则去为人做事。
徐志摩恐怕称得上是一个性情中的文人了，“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他在情场上的那股认真劲，实在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恐怕有许多年轻人，已经把他的经典诗句用到了自己的情书里。徐志摩貌似婉约，其实性情奔放。为了追求林徽因，他主动离婚。为了追求陆小曼，他吃尽苦头。但他硬是死不回头的把这条路走到两眼发黑，直到乘飞机坠毁，也没有回头。蔡元培为其写了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古往今来，真正能称得上性情中人的不多。因为性情中人还有另一个癖性，就是不识时务。不识时务的人，人称“杠头”。梁漱溟就是一个典型的“杠头”。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跑到延安，对国统区说三道四，令蒋介石很不爽。建国初期他又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农村政策，弄得本来对他印象不错的毛泽东心里也很不爽。文革期间要他“批林批孔”，他本可顺水推舟地骂几句孔老二。可他偏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别人逼着他发表观点，他就来了杠劲。说什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因此他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反面教员。然而梁漱溟貌似倔强，其实平和。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却始终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从不汲汲于名利。他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人们称他为中国最后的大儒，并不为过。
被誉位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陈寅恪（另外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我们常州的赵元任），也不愧为一个性情中人。他貌似荒寒，其实情热。他倾慕柳如是，为了替他正名，这位晚岁失明的国学泰斗，不顾个人毁誉，旁征博引地撰写了长篇传记《柳如是别传》，替一个风尘女子辩怨。无愧为具有真心情的心情中人。然而他做学问，却特别严谨。他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不趋炎附势。1953年，中央决定，让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这对一般文人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事，可他却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觉得“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这不仅是不识时务，简直就是狂妄自大。好像缺了他陈寅恪，历史研究所就办不成似的。好在毛公刘公没有追究他的狂悖，但他的这两个条件，即便现在，也难让人接受。历史研究所所长一职自然就只能另觅人选了。
上述仅是个例，并不能说明所有的文人都能至情至性的。无论在乱世，还是在治世，文人大都明哲保身。只有真文人，才能真正的率情率性。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实际上是在鞭笞那些无真知、无傲骨、无操守的伪文人。现在这些“三无文人”就像三无产品一样充斥于市，人间遂平添出许多的扰攘和喧嚣。真文人应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伪文人热衷于名利权位，不惜借用厚黑学的手法立命安身。真文人容易得罪人，所以在任何时代都不大会受到欢迎。但他们也不会像恐龙那样绝迹，因为大多数人认可而且喜欢那种至情至性的真性情。文人并非无足观，至情至性的真文人，无论在哪个时代，一样会有众多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