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又下起了小雨，秋季的雨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了，院子里出奇的静，好象只有小雨落地的潇潇嗦声。坐在办公桌前，似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把自己的办公室来回地打量了好几遍。墙上依次为防汛示意图、防五号病领导机构、禽流感预防机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防汛值班表等。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各村支书、主任的名册，各村农业税任务表……虽然进城已经十年了，但乡镇工作的情景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走村入户收农业税的那段经历仍然令我记忆犹新。
1989年冬，我从县政府机关调入乡镇工作，任副乡长。小乡名叫悦来，名字很美，喜欢来的意思，但乡很穷。乡政府位于村落偏僻一角，房子破旧不堪，报到那天我一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收农业税是乡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我成为一名分管财税工作的领导。那时候，乡干部习惯把收农业税叫收公粮，但真正的农业税是指公粮（实物）和代金，而平常的收公粮还包括镇的统筹粮（俗称乡四粮），还有村提留、教育费附加等一些搭车收费，公粮代金的部分是很少的。当时一个农民每年要上缴上百元税费，负担确实不轻。收公粮是乡政府的一件大事，往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乡财政所的收税员更是冲锋在前，被分到各个村，和乡村干部一起进村入户，收粮收税。收成好的年份，很多农民交的是实物稻谷，于是我们便帮着到晒谷场收谷、风谷、装袋、过秤、装车，把我们累得像民工更像苦力。但更多时是收钱做数，汇总计算核对各村各户的数字，这是费时费神的脑力活，也把我们搞得两眼昏花。
很多农民对沉重的税费负荷有意见，常常拖欠不交，说：“公粮代金是皇粮国税，我们不敢不交，但乡村的统筹实在太多了。”每年乡政府都组织工作组进行清收尾欠，我也参加了无数次这样的行动。工作组下到村子里的拖欠农户家，说了好一番道理，费了好一番口舌，对不交的，好，搬东西，把电视机、花生茶油之类搬走，再不然就是把人带回乡政府办学习班。这两招一般很管用。我那时很能出得手，一声令下，利索地参与搬人搬物，常常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四五个人扛着一个所谓的“刁民”上车。但农民实在是很穷，要是交得上谁也不想赖，种田本身无甚收益，又没有能力出去打工赚钱，子女读书支出也大，拖欠也是很无奈的事情。这项工作常常令我矛盾，心里酸酸的，我本身就是出自农村，多少知道农村的情况。其实农村里很穷的人多的是，家徒四壁的瓦房，卑微无助的眼神，穷是装不出来的。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和群众意识的提高，后来这种搬物搬人的强硬办法也行不通了，所以取消农业税无论对农民或基层干部来说都是好事。
当时乡政府还要收农业特产税，那些年悦来的茶油还很值钱，特产税是地方一个重要的税种。在悦来，没有果园，也就没有多少特产税源，只能向那些茶山收，这可比农业税难收多了。我们一般是到晚上，好不容易找到农户，苦口婆心、死皮赖脸、又哄又吓才收上那么一点，但更多时候是他们放狗来吓唬赶走我们的。我们也曾赶早起来到村集市向卖棕垫之类的农户收特产税，但也是吵架的居多，几天后也只好不了了之。一年下来，乡里好不容易才完成了1.5万元的任务，后来听说实在是收不上来，只好由财政所把任务下到各村各户垫钱上交。
那段日子里我很彷徨苦闷，很谦卑渺小地活着。想到很多同学毕业分到了城里机关上班，有的在大学继续读研，也有的在上海深圳的大公司做白领，而我在基层接受着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上山下乡行走在农村田野小路，走遍了悦来的每一个角落；每天和农民打交道，有理说不清，有劲使不上；每天中午在市场吃一大碗白面，晚上没饭吃，就在街边小商店里买饼干吃；每天穿过散发着鸡屎臭味的街道，回到宿舍里一个人发呆，看不见前途与未来。
这些年，特产税和农业税相继取消了，已成为了历史。农村的水泥路修了，泥砖房也改了，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我离开乡镇也有很多年了，无论当时的我如何彷徨迷惘，如何无助无奈，那些日子都是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