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落地不够一个月，日本鬼子的枪炮就打响了。仿佛是为迎接他的诞生而叩起这一刺耳的纪响。在那战火绵延的年代，到处都是惶恐的人群，到处都是血腥的镇压，在血流成河的现实里，硝烟的灰黑是他童年时代的背景色，炮弹是他夜里时常惊醒的噩梦。也许，曾祖母为了多给他那么一点吃的曾几度饿晕；也许，有八路军逗过他；也许，他曾在死人堆里挣扎过……他只会哭，扯着嗓子放声嚎哭，饿了哭、冷了哭、热了也哭，他以为他的哭声可以引来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可是一轮又一轮的轰炮密密麻麻，不曾休止，着着实实地掩盖过他的哭喊声。他在曾祖母的怀里颠簸，中国在鬼子的枪口下动荡。从一处逃窜到另一处，从一个死亡的边缘逃窜到另一个死亡的边缘，再从另一个死亡的边缘里寻找别的出路。身后紧紧跟着的是燃烧的战火。
逃亡是他的胎教。
那一年是1937年。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举国欢腾。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月月拿工资，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是天堂。而生活在幸福天堂里的农民自然无比兴奋热烈，无比高兴欢喜，这恰恰是给以后的苦难日子种下祸根的开始。
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饥荒却来临了。人均的粮食供给量也一再被压缩，中国农村将面临一场大灾难。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人们大多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饥饿使人一个个面黑筋露，寡骨脸上突兀着两只无神悲伤的眼睛。这时的中国农村，已是一片饿殍遍野生命倒悬的状况。菜叶麦苗见到什么吃什么，拔不起来菜根就趴在地上啃着吃。一个村一个村的，被剥光了皮的树，白花花的一片。吃完树皮吃谷糠。爷爷也饿得骨瘦如柴，两眼深陷，颧骨突出。家里山穷水尽，弹尽粮绝。路上经常会看到饿得浮肿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曾祖父就是其中一个。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经麻木地消失。在那曾经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那一年是1960年。中国饥荒的高潮。

我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一片喜庆。爷爷老来得父亲，父亲老来得我。
爷爷去瓜地看瓜，我跟在后边。大黄狗跟在我后边。我跳着，大黄狗摆着尾巴。大黄狗的头像盆那么大，又胖又圆，我想要当它小马来骑，爷爷揪我下来，“骑不得骑不得……”爷爷边走边背诗，“少小离家老大回……”我也跟着念，“少小离家老大回……”越念越喊得起劲，发誓要比爷爷的声音大。“意思是说一个人年纪小小就离家出走，到满头白发才回到他的故乡。”我惊叫起来，“我也要离家出走，等到我满头白发再回来。”爷爷只是笑，“等到你满头白发的时候，还有爷爷吗？”我没理会，转身去抱大黄狗，赌气地嘀咕着“我非要离家非要出走……”爷爷立在田埂上，背对着太阳，河风轻轻拂起他的衣脚，满头青丝在风里飘飞，这个瘦削的老人，脸上织满沧桑。他佝偻着腰，太阳折射在他的脊梁背上，仿佛背着一整个沉重的太阳。
后来，他老咳嗽，整日整夜地咳，在床上咳，在瓜地里也咳。再后来，屋里来了好多人，陌生的人。我记不得了，妈妈要我喊“姑母、姑丈”，我没喊。那些陌生的人，成长的记忆里没有的人，我不认识。没有谁陪我去瓜地，大黄狗也不搭理我。我在爷爷搭的瓜棚里睡着，直到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满头红霞变为沉沉暮云，如同火焰熄灭后剩下了一堆灰烬，我才起身回家。屋里的人已经散尽，爷爷没有在床上，而是躺在铺着木板的地上。睡得很沉，深沉！大黄狗蹲在他身边，看也没看我一眼。
那一年，爷爷与世长辞。

仿佛一切都有征兆那般，他在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我，他等不到我满头白发的那一天了。他满头白发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我竟然在他满头白发的时候叫他等待我将来的满头白发。他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动乱，他走过了贫穷、走过了饥荒，但最终没有绕过病痛绕过苍老走到天伦的终极。当我现在忆起他在田埂上在瓜地里那张老泪纵横的脸时，我这才慢慢体会到他心里的苦、时代的烙印带给他的创伤。时至今日，我才发现当日的幼稚与无知，根本无法为他分担一丝一毫他一路走来时历史所留给他的沉重，我多希望能够在动乱的年代里、在饥饿的浪潮里给他那么一点点安慰，哪怕陪他走过一小段艰难的路程。然而我却迟迟未有出世。待我出世时他已独自完成苦难的全过程。余下的事情只是让我在他佝弯的背脊上享受风平浪静、来之不易的幸福。也许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陪他一起受苦受难的，还有整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