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小的时候，每逢端午节，母亲总是差我和哥哥去接几十里外的姑姑；父亲的责任，一个是去接和我们住同一个村子的姑奶奶，一个是去河边割艾蒿和菖蒲；母亲自己则是在家里张罗着新麦和新洋芋，以招待姑姑和姑奶奶。
五月初五一早起来，父亲便去把早已相好了的艾蒿和菖蒲割回来，给每个门头上相对称地插上两株之后，便开始打扫庭院。一切差不多收拾停当了，母亲和姑姑姑奶们也差不多把饭菜准备好了，新麦蒸的馍馍，新洋芋做的糍粑。席上，父亲拿出家酿的包谷酒，倒出一小碗兑上雄黄，首先是让每个人在额上、耳鼻上涂抹一些，然后喝下一小盅，说是可心驱虫避邪。后来读书，才知道，原来这“驱虫避邪”并不是父亲的首创。
端午过后，伏天即来，毒虫病菌也开始滋长，上古的人们便认为这是个不祥之日，称之为“毒日”“恶日”，相传，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礼记》中记载，人们会在夏日来临的时候“蓄兰沐浴”，以抵抗虫毒邪恶，后来渐变为一个固定的仪式。《吕氏春秋》中记载，人们在要五月禁欲、禁斋，以示对神灵的祈祷；“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说的就是沐浴除邪。《史记》中记载，孟尝君“以五月五日生”，孟尝君的父亲田婴以“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令孟尝君的母亲“勿举”。类似的例子还有，宋徽宗赵佶生于五月五日，小时候便一直被寄于宫外；东晋大将王镇恶因为生于五月五日，他的祖父便给他取了个“镇恶”的名号。可见，五月，尤其是五月五日，在古人心目中并不是什么好日子，于是，人们就用一些礼义来消灾避害，就像是新年放鞭炮十五挂灯笼一样，久而久之，五月五日喝雄黄朱砂酒门头挂艾蒿菖蒲这一习俗也就形成了。汤显祖在一首诗中写道“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这自然是端午的菖蒲了；陆游在《乙卯重五诗》中写道“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这说的则是蓄药点涂酒了；苏轼在《浣溪沙》中写道“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这就是“蓄兰沐浴”了。
在我的记忆里，端午似乎是不吃粽子的，当然也不知道有赛龙舟这档子事；自然，在上学前，我也是不知道有关屈原的传说的。在我走出生长的那片土地的第一个端午里，我知道了端午是一定要吃一种叫做粽子的东西的；在我能够磕磕巴巴读完一篇课文的时候，我知道了端午原来和一个楚国的叫做屈原的大夫有那样密切的联系。后来，读了张耒的“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梅尧臣的“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贝琼的“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我终于知道了一个关于忠臣的悲情传说。原来，一个节日可以这样地伤感，一种食物能够那样地多情。于是，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忘不了在浩淼的洞庭湖上竞相泛舟，以期忠魂不灭；于是，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忘不了准备那好吃的米团，以期水中的精灵能给悲情英雄一份安宁。“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这热闹的景象，这激烈的氛围，该不只是为了“锦标”吧！当然，是有人这样忧虑过，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们怎么能够只顾了欢乐而忘了怀想呢，我们怎么能够让人发出“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的慨叹呢？“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端午是因屈子而来，在端午，我们自然是要慰藉逝者的英灵的，所以，雅者颂诗，以抒心中的情怀，俗者竞舟，以寄腑内的崇敬。雅而好，俗也罢，端午已是我们生活的真真实实的存在，确确实实的热爱。
我越发地觉得这个日子的不一般。曹娥、涛神、秋瑾，赛舟、颂诗、沐浴这些源于纪念和文明的习俗渐渐地替代了驱毒避邪的古老传说。
随着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召开，“中国端午节”从此又有了一个世界的身份，这端午的未来，该是个什么样呢？